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就2005年各国税务负担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中国湖南《潇湘晨报》的报导指出，虽然《福布斯》杂志的调查显示，中国是仅次于法国的世界第二个税负最重的国家。但中国国家税务局却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偏低。

事实上，这不但是极为常见的孑然不同的两派观点，而且由于从1995年之后，中国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很多人早已对此提出置疑，认为国内的税收增长要有所节制。不过，普通的中国人虽然未必认同国家税总的解释，但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也还并不是很清楚。

加拿大西安达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徐滇庆就认为，他同意《福布斯》杂志的调查结果，因为“中国人的税负担确实是相当重的，因为中国政府有两百多万军队，有三千多万的官员，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同时，大量的兴建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公共建设，也都是从税收里来的。”其实，徐滇庆教授这样的评价，也还是属于观感范畴，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笔者认为，国家税总所持观点是有问题的。而其中的问题主要在两点，首先，税负评估之所以与第三方评价和老百姓的感受截然不同，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各级政府的很多灰色收入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官员私人的或者管理部门小集团的权力寻租现象，都不可能被计入正规的税费范畴。如果企业、个人对政府的全部费用都被计入税费范畴，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税负可能表现得要更高些，更透明一些。其次，国家税总对税收总水平的衡量是有问题的，税收与GDP相比只是其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其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只谈税收与GDP之比，却避而不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社会福利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可能很少的税收与GDP之比，也代表着全社会有着很高的税收负担。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从1978 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而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 以“三公”消费为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指出，仅仅是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就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9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的支出仅1168亿元，年同比增幅18.3%。也就是说，官员自身支出方面，不仅是其绝对值远高于全民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相对增幅也远高于财政收入和GDP增幅，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的增幅则远低于财政收入和GDP增幅。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社会福利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样是穷人，众所周知，中国的穷人是连吃喝等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但美国的穷人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呐？被美国人口统计局列为穷人的这部份人，有46%的家庭实际上拥有自己的房屋，而且拥有的典型房屋一般还有三间卧室，一个半卫生间(美国家庭中带浴池和抽水马桶的卫生间称为全卫生间，只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为半个卫生间)，一个车库，一个门廊，以及一个阳台。76%的美国穷人家庭里有空调。作为对比，70年代，整个美国人口中只有36%的家庭有空调。美国贫困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比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整个欧洲城市的普通家庭平均居住面积要大。75%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一辆汽车，30%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两辆汽车。97%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一半以上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彩色电视机。78%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录像机或者DVD，62%的美国贫困家庭订了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73%的美国穷人家庭有微波炉，一半以上的穷人家庭有立体声音响装置，三分之一的贫困家庭有洗碗机。

很显然，中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近年来是有明显退步的，而且这种退步是伴随着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发生的，这就是税负高低问题争论的实质背景，也是政策需要强调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质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