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假如我们没有进城

那个你希望埋着你的地方就是故乡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报道

    本报讯   在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越来越成为“回不去的故乡”。近日，红旗出版社一次性推了上海作家、诗人陈仓的8本“进城”系列小说集，反映了进城人员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的不适应和情感碰撞，被看作是当下的《陈奂生上城》。这套书一经投入市场，引起的不仅是文坛的关注，而且引发了一场关于“故乡”的热议。作为新上海人的陈仓，他都有什么样的经历？他是怎么看待上海与农村的。青年报记者昨天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看了您的“进城”系列小说后，就对您的人生经历很感兴趣。

    陈仓：海明威好像说过，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是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这句话安慰了我，所以我通过自己的作品，正在把这个悲剧给改成喜剧，这就是当作家的好处。我这个不惑之年的人，小时候吃过草皮树根，最恐怖的是吃过石头粉，当然也吃过很多野菜。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十岁左右与哥哥一起去河南淘金，在一场事故中哥哥为了救我，也去世了。我与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所以父亲一直反对我念书，其实他怕我离开了他。后来我一边赚钱，一边把自己养大，供自己上学，一步步地走远了，真的就抛下他一个人，住在陕西塔尔坪那个小山村，近八十岁了，确实是很孤单与凄凉的。

    我在外边闯荡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的苦头，受了很多的委屈，李银河老师前几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文字是用皮肉熬出来的，这是很准确和形象的。但是统统没有阻止得了我，目前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起码是平平安安地活在自己想要的世界里。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性冲突，所以我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也因此引起了两个群体的共鸣，很多人为了我的小说而流泪了，我要感谢命运之神，为我的写作做了那么好的富有悲剧色彩的铺垫。

    记者：您的这套作品集大部分写的是外乡人到大都市闯荡生活的心路历程。您其实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想走出大山，外面的世界因何触发点让你有了探究的欲望？

    陈仓：不怕大家笑话，我十几岁的时候，由于大山的遮挡，还不知道什么是县城，也不知道什么是市，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地球，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是宇宙，我那时看到眨巴眨巴的星星，都以为是自己死去的亲人，因为姐姐告诉我，每死一个人，天上就多一颗星星。

直到那次淘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大山。那是出事故后，我住在医院里。有个护士无意中问我，你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呢？我就好奇地说，我五年级毕业了呀。护士说，那可以继续上中学呀。我说，什么是中学？上中学能干什么呢？小护士说，考上学就可以吃商品粮了，就不会这么苦了。我的穴位被一下子点通了。当天我就拔下针管从医院跑回塔尔坪。第二天早晨，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告诉父亲，我要走了，要上学去了。父亲扔下五块钱，然后淋着大雨，很生气地出门了，去小河里挑水去了。我连滚带爬地翻了几座山，赶到了三十里外的中学。校长名字仍然记得十分清楚，他叫杨元琪。他把我安排在了他女儿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他女儿对我十分关照，有剩饭的时候会盛给我，需要交书本费的时候，就为我减免了。说实话，那时候真是太饿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继续读书，只有读书，我才能走出大山。

    记者：为何最终选择了大都市上海？

    陈仓：因为心中有远方，我于2003年跑到了上海，看似是一个无意识的跳动，其实在潜意识里，这个城市命中注定，是最终一点点掩埋我的那把黄土。留在上海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城市安全；为人儒雅；比较小资；法制意识很强。这些比较适合我这个有些胆小、懦弱和善良的文人存在下来。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城市无论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到美女，而且那种左右不是的性格，特别适合我这种喜欢有故事的酸男人。第三个原因，只有上海才是我最大的远方，如果从上海离开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成为我的远方呢？是纽约吗？是东京吗？这些域外之城，在我眼里它们统统都是不适合我的。

    我开始对上海一点都不适应，包括饮食习惯和处事方式。自从在上海扎下根之后，现在我很喜欢上海了。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就又瞎想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我真死了，到底是迁回陕西那边呢？还是埋在上海这边，甚至在陕西与上海各建一座坟墓呢？结果还是觉得把我埋在上海比较好。陕西那边已经很荒凉了，除了姐姐之外，只有父亲一个人了。父亲一旦去世了，我的故乡其实就不存在了，如果把自己埋在那里，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有谁会给我上坟呢？我不就是孤魂野鬼了吗？

    最大的孤独，其实不是生着的时候，而是你死了的时候。如果埋在上海呢？虽然儿子目前还小，等他长大了懂事了，起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给我送枝花去的吧？起码可以给我扫一扫墓碑上的的尘土吧？所以说，那个你希望埋着你的地方，其实就是你认同了的地方，也就是你真正的故乡了。

    记者：您的生活如此丰富，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谈谈你的文学吧。你踏入文学之门时选择的是诗歌，为何后来选择用小说来写一个外乡人的传奇？

    陈仓：有人评价说，我的诗歌是我的小说之门。我从1994年开始写诗，在诗坛上是有一点小名气的，最近几年诗歌创作还在继续，我的两千行长诗《净身》就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个作品。但是近几年，主要推出来的是小说，其实这是一个意外。

    “进城”这个题材，并不是我写小说时才有的，我获得莫言故乡设立的第三届红高粱诗集奖的时候，他们给下的评语中有一句，“诗集《艾的门》能较好的将农村和城市生活经验相结合，心怀悲悯，洞察细微。”写着写着，我发现诗歌更注重内在的东西，也就是灵魂上的东西，在表现现实题材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或者说是我还无法把控，用诗歌的方式来构建现实。

    有一年春节，我把父亲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发生了许多在别人看来有些荒诞的故事，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便以这次“进城”为素材，创作了“进城”系列中的第一篇，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投给了《花城》杂志，没有想到成了一颗原子弹，随后就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了，被《小说月报》与《新华文摘》转载了，还有一些报纸也连载了。

    接着又糊里糊涂地写了第二篇《女儿进城》、第三篇《我想去西安》，不到三年时间我整整写了二十个中篇，发表出来的几乎篇篇被转载，有的获奖了，有一篇还被买走了电影改编权。我一直认为不是我写的有多好，可能是我写的题材比较好。《小说选刊》曾经说我，“接地气，通人性，感人心”，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我写出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内心，写出了我们的挣扎。

    我觉得小说要想成为经典，诗性成份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编辑朋友对我说，写诗的小说家，都是有巨大能量的，我对他的话是深信不疑的。有时候我干脆直接以诗入文？这次出版的8本进城系列小说集，我在每篇小说前都配了一首诗，做为小说之门，也像是药引子，引药归经，对阅读这些小说起着引导作用。

    记者：你的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民进城后的种种酸楚和纠结，你在都市回望乡村，你回望不舍的核心是什么？

    陈仓：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群体会受到伤害，也叫做阵痛。在城市化进程中，承受阵痛的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我们必须离开土地，生活在一群不知何为小麦、甚至何为面粉的一群人中，最基本的现实问题是我们要活着，活着就要解决房子问题，就业吃饭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故乡再造的系统工程。

    如果按照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的话，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说明我们要在城市重新扎下根，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像我这样，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基本进入了不惑之年，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大家发现我剃了光头，不是想在佛门外当和尚，而是因为头发全白了。现在一颗牙齿已经率先离我而去。别人见我儿子时，大多数人都问我，是不是他的爷爷。即便如此，在众多进城人员之中，我算是非常幸运的，除了在城市里安家、娶妻、生子之外，还有一份文学事业支撑着。

    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各种病状就出现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当初没有进城，没有心怀远方，依然留在陕西塔尔坪，放放牛，种种小麦与土豆，采采天麻与茯苓，如今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人生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是没有办法从头再来的，所以说，隔岸观景总是非常美好的，当我在塔尔坪的时候，上海就是我的远方，就是我理想的天堂。而当我来到了上海，回过头再看塔尔坪，塔尔坪就是我的远方，就变成了我的桃花源。这就是我回望不舍的一个核心。

    记者：你的8本进城系列小说集的出版，获得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是您小说的成就。未来在表达心声的路上，您将如何施展诗歌和小说的特性？

    陈仓：在《父亲进城》刚一出来时，北京有位作家就说，《父亲进城》是又一部《陈奂生上城》，正好代表了这个大移民的时代。我觉得他太抬举我了，把我的作品说大了。但是我的“进城”系列小说，确实以亲身体验的形式，比较早也比较感人地关注了这个群体，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心灵轨迹。目前，我进入了一个休整期，希望自己能够更冷静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更深一点，然后再继续把这个话题写下去，用书写历史的态度写下去。特别是要写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已经扎根在这里而且要永远长在这里，这里翻开覆地的变化早就拨动了我的心弦。

                      （刊于《青年报》2015年5月29日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