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低处水自流

                           ——读远洲新著《在低处》随想

陈仓（上海）/文

远洲的散文随笔集终于出版了，得到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花钱购买两本，因为我晓得这里边肯定有我想要的东西，这种想要就跟想要回老家是一样的。

你会问远洲是谁？写诗的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从几十年前，就能在一些刊物上读到他，喜欢散文随笔的不见得晓得他是哪个。因为无论是他的文，他的人，还是他的情，这几年自长安归隐于秦岭后，俞加把自己放在低处了，低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是一条老街，一个小村子，多数时候窝在一个小县里。明说了吧，他大名张建民，陕西丹凤县棣花乡人，与贾平凹是实实在在的老乡，我们常说是老贾的老乡，那全是吹的，有攀龙附凤之嫌。

我与他的关系是什么呢？严格来说他是我老师，不是大家相互恭维时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他这个老师没有戒尺，没有杏坛，但是值得我把他按在一张太师椅上，行叩拜大礼，因为没有这个远洲，就不可能有我陈仓的那个“远洲”。你问陈仓又是何许人？乃陕西丹凤一乡民，如今在大上海瞎混搭，自称当下文坛突然蹿出的一只土拨鼠，写过多年诗歌，也写过“进城”系列小说多部。

远洲不仅是我陈仓的老师，而且是启蒙老师。“启蒙”二字什么意思？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也就是有了远洲，我才变明白了，不再懵懂了。事情从头说吧，当年我到陕西丹凤县，认识远洲之前，我已经在写诗了，而且动不动以李白再世自居，用诗花个姑娘，以文博点名头，其实到那时为止，也就一股子张狂劲，连文学大门在哪里，都没有摸清楚，因为没有读过一本诗歌刊物，只读过几首席慕蓉和汪国真，以为这就是世界最牛逼的。后来，在电影院门前的路灯下认识了远洲，认识了这个县城的文化名人，那天见面之情形，二十年前我写了心得，这里不再啰嗦。反正认识远洲后，他像是安在这个小县城上空的一扇窗户，这扇又酷又帅的窗户朝我一开，我的天呀，一幅文学的大画卷就哗啦一下，在我面前铺开了，哪里是一片遥远的绿洲，简直就是一个奇妙的文学大世界。通过他，我才晓得除我之外，还有舒婷北岛海子惠特曼叶芝雪莱，他们每个人都站在我的头顶上，是需要我一辈子抬头仰望也望不到的。另外，远洲还把他手头的《诗刊》、《诗神》、《星星》旧刊拿给我，不瞒大家笑话，这些都是“李白”我第一次读到，他把上边一些经典念给我听，然后把我们各自写的，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说这句好，那段牛，更多时候是不留情面的痛批。

这就是他给我上过的课，当然他上课的时候，不在教室里，多数在县城后边巍峨的凤冠山上，在县城前边清清的丹江河畔。我们是在大草坪上一边打滚一边谈诗的，在河滩上一边钓鱼一边论道的。远洲带大家疯够了，还负责管饭，因为师娘是一位既上厅堂又下厨房的红袖添香式的女人，当我们一帮文朋诗友在一起谈诗时，她就安静地跟着，安静地听着，从不插嘴，也不嫌烦，似乎这个世界上就她一个忠实读者似的。等到吃饭时间，大家便回到她家院子，接着一边下棋一边谈天说地，她则一个人开始给大家准备酒菜。有一个家常饭，那就是米而面，在米粥里加上肉丁、豆腐丁、胡萝卜丁，再下一点面条，红是红，白是白，有荤又有素，有主又有次，那简直是人间美味。常年在外之人，都有想家的毛病，我也一样，其中有几分乡愁，就是师母这米而面留下的。

自从有了远洲的启蒙，我慢慢脱胎换骨，有了自己攀比的目标，几年下来我在《星星》诗刊打下第一炮《人物素描》，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的成名作，正式挤身文坛了。就我个人而言，这是相当自豪的，但是与远洲相比，那就汗颜了，那个时候远洲之名，已经传到北京、四川、河北等四面八方了。

铺排了这么多，想说什么呢？就是想说远洲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在低处》，绝对是十年磨一剑的活儿。不但这是我主动花钱买的，也是主动想读的一本书，这些天读着读着，竟然让人读出了一些伤感。这伤感从何而来呢？是因为离开丹凤久了，大概有十六七年了吧？丹凤县这个地方就几万人，是好多城市看不上眼的，但是这里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点一滴都是落在地上的，远洲用他优美的文字，勾起了我灵魂深处优美的回忆。对一个从丹凤到上海有着跨越式体验的人来说，远洲的文字清楚地诠释了这么几个充满悖论的哲学命题：陌生与熟悉、孤单与热闹、低处与悬浮，以及土地与人之间的永恒性问题。

第一，说说陌生与熟悉——陌生与熟悉是与血缘有关系的。一个作家有没有个性气息，取决于书写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熟悉的，与这片土地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是不是土地生出来的。老舍的京腔京调，张爱玲的弄堂风情，他们的个性是那片特殊的土地所赋予的，是有着可以向下遗传的基因的。

远洲许多文章里，无论与友人神交的《醉卧夜村》，还是以故土情深的《老家万湾》和《丹江走笔》，以及几篇文人之交，单看这些题目，就像看到自己脖子上的一小块胎记。再看了内容，你就会一下子被自己熟悉的地域所感染，感觉这些文学里流淌着的，与自己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型号一样的液体。你被这些液体激荡着，不由得发出感慨，与远洲“醉卧夜村”中的那个红蕾与刘知文，要是自己应该有多好呀。这种世外桃园式的生活，当年远洲带着我享受过的，那是一个蛙声一片的夜晚，他带着我去了夜村一次，夜村位于商州与丹凤之间，虽在川道之上，却是十分偏僻的，我们摸着石头过了丹江，进入一片低矮的小村庄，然后敲开了一扇柴门，开门者是一个头发蓬乱、两手泥巴的小老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农民竟然就是诗人刘知文。随后，大家一边喝酒，喝着自酿的柿子酒，一边谈论诗歌与人生，深更半夜时刘知文拿出一本刊物，抑扬顿挫地朗颂起我的组诗《静物写意》，那声音穿过小屋，穿过一片农田，与蛙声汇合在一起，在一片蓝色的天空飘荡着。

远洲的文学生态就是这片土地的生态，里边有着我魂牵梦绕的场景，多数时候他写到哪里写了什么，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远洲写的，写的不是别的，而正是那个小县城，那片土地。所以我觉得十分亲切，感觉他写的就是自己，起码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我在上海呢？人家吴言侬语的，听又听不懂，讲又讲不清，写吧又写不好，无论与人与文，你与它的土地是隔着的，而且几千万人的大城市，你很难找到几个知根知底的人。就拿文学圈子来说吧，经常会碰到几个文人，人家名气已经响彻云空了，我却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家用江南语态与上海腔调写书，火得不能再火了，等我买一本读了，却读不出大味儿，引不起强烈共鸣，找不到一点寄托；大街上处处都是花草树木，什么法国梧桐白玉兰夹竹桃，与我童年的狗尾巴草与逝去的时光是毫不相干的，而且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当然它们也不认识我。还有一些街道一些马路，我刚刚熟悉了不会迷路了，忽然有一天再去的时候那路就变了，要么变长了变宽了，要么变成单行道了，甚至有些路一夜间就消失掉了。

第二，说说孤单与热闹——孤单与热闹是与空间有关系的。你待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比如整个世界就剩你一个人了，哪怕这个世界依然花枝招展蜂飞蝶舞，你应该仍然是孤单的，如果你一个人呆在一间小房子里，房子里空无一物，没有美女相伴，但是你照样有可能不孤单，这就是文学的境界问题。

远洲无论身在长安回归丹凤，还是走芜湖登佛山下宜昌，他的文章多写偏僻的小地方，文人的小集体，甚至是市井的小格局，但是因为这个小地方、小集体、小格局里有着大境界，所以在这些文章勾画的精神世界里生活，你不会感觉到人生的孤单。比如《生活在小县城的文人》里，描述了生活在小县城里的三四十个小文人，他们几乎是每个星期天都有场合，多则两三桌，少则十几人，一个电话就把大家集中起来了。他们不蓄须留发，不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他们“文坛网络，聊天神侃，打牌对弈，尽情放松。天地日月，茶酒同醉，虽谈不上放浪形骸，但也落得个自由自在。” 就是这么一群“十分弱小”的低层人，他们却有着“今天也饿不着谁，谁也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气度与境界。

但是我在上海呢？人好像多了，世事好像大了，天地也宽了，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挺热闹的，有了事情你不晓得向谁求救，有了困惑你不晓得向谁诉说。那天我家洗衣机半夜三更漏电，吓得老婆老人干着急，想到隔壁的电工家里借个电笔用用，但是做了几年邻居从没有来往过，既害怕半夜吵了人家惹人家不高兴，又怕人家到时候不借你落个尴尬，站在人家门前抬了半天的手，还是没有敢敲人家的门。还有，我过年时在楼下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多喜庆多好看，偏偏有人给抠了一个字，我放在楼道里的一双皮鞋，一转眼就让人顺走了，鞋底都磨破了是个破鞋，而且穿了它是会得脚气的。在小区里出入的，个个穿着名牌，开着奥迪宝马奔驰，大家油头粉面的，开口闭口谈的是钱，上海人叫钞票，数额都是十万百万千万。有一天看到小区一个保安，竟然在院子里洗车，才晓得人家保安也有私家车了，而且牌子是别克，还不是太低端。

所以，不读远洲文章前，我经常会想家，想那个叫丹凤的地方，读了这本书后，我就更想丹凤了。从前年秋天想到去年春天想到今年夏天，加上远洲每次打电话给我，基本与一帮男男女女，不是在野花满山的商山，就是在凉风爽爽的丹江河边，有时候还在我叫不上名字的深山老林里。这就让我更想了，我常说想家是想老父亲，反正这篇文章老父亲看不到，就说点实话吧，其实最想的还是远洲这帮子朋友，想与大家一起喝酒吃肉，一起谈生命情怀，一起谈安贫乐道，一起谈人生境界，好像只有回到这个小地方，才有知我之人，才有懂我之事，才有人生真味，才不会真正地孤单了。

第三，说说悬浮与低处——悬浮与低处是与高度有关系的。远洲在书里收录了《低处》一文，恐怕就是他给散文随笔集《在低处》命名的来源吧？虽然是个千字文，或许是大作家不屑着笔的，也是读者们容易忽视的，但是你细细品了，会发现这才叫精短，能引发你绵延几千字的思绪。这个“低处”，从地理角度解释它是低的，是政府废弃的家属院，“虽说在这地势低矮的地方没有显赫政要居住，这里反倒更显得热闹了，显得人间烟火的味道更浓厚。……夜里很静，安静得能听见那些因生存奔忙了一天而疲惫不堪的邻居们的鼾睡，静得能看见他们的子女在灯光下刻苦用功的窗影。”更让人敬佩的，远洲把这个“低处”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解释得并不低，“住在低处，人与人显得比较平等，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大家的门是一样齐，窗是一样高……住在低处，人觉得离土地近，离根近，心里感到踏实。在低处，当看到高处时，心里就默默地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冲动。”远洲倡导的这种审美价值，这种乐观安然的生活态度，以及看待事物的方法，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与之相反的，就是在高处，如果没有支点，那就像云一般是悬浮的。好像城市就是高处，城市生活说得好听点，有品味，有格调，没有市井气息与小市民作风，好像高高在上的样子，其实这是不食人间烟火，是虚伪和扭捏作态。拿吃饭这件事情来说吧，你不敢在大马路边的小摊上，甚至有点风味的小店里随便吃，麻辣烫，烤鱿鱼，甚至是陕西凉皮与四川麻辣烫，一旦吃了回家是要挨骂的，她们说这里脏，不新鲜，而且没有个吃相，绝对是乡下人吃的。所以我平时吃饭，就两帮人两个地方，要么与家人一起在家里吃，要么是一帮子彼此有事相求者在高档的饭局上吃，这两种吃法都是有路数的，必须正襟危坐着，不能吃出响声，不能吐唾沫星子，吃饭时不能随意说话，说话时不能夹菜。还有打牌，在小县城大家可以约好了，一边打牌一边聊些家常，聊些自己的梦想与追求，但是在大城市里，一是都不熟悉，二是大家好像都忙，不能茶余饭后凑上一桌子，他们要打牌基本上都放在网络上，你根本不清楚和你相对的是人还是鬼。

悬浮还有一个直观上的意思，在城市里除了稀少的别墅区与棚户区外，房子层数越高价格是越贵的。而且第一层一般不会住人，大部分都做了商业的门面房，所以从窗外经过时，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家里的生活，哪怕就是别人家里吃什么睡什么，你统统是不清楚的。我家那一层楼，一共四户，一直非常安静，我一直以为另外几套房子是空着的，有一次好奇，我顺着人家猫眼朝里正看时，人家大门突然一下子拉开了，把我当成了探风的小偷，后来才晓得家家都是有人的，而且姑娘老人男人孕妇，样样都是齐全的，一天也是三顿饭，一家人也睡八小时，同样有人谈恋爱有人闹离婚。远洲在《低处》里说的，那种一目了然、安然恬淡的生活，那是悬浮着的城市人万万享受不到的。

第四，说说生命与永恒——生命与永恒是与时间有关系的。与多数优秀作家一样，关注人的命运是一个躲不过的主题，远洲关注人的命运同样是落地的，是有一个大背景为参照的，就是他热爱着的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市井百态。《在低处》里这类文章比较多，有看似写物实为写人的，比如《发光的石头》、《饭碗》等；有看似写景实为写情的，比如《在静虚村听埙》、《背着羞涩过河》；有看似写民俗实为刻划人物命运的，比如《生活在小城里的文人》。特别是《小城看人》一篇，让人读了后，立即展现出一个类似《清明上河图》似的画卷，不过远洲并不满足于这种民俗风情，他刻划完一个个市井人物与场面之后，还对这些人物的命运做了十分精辟的注释，远洲的注释之所以精辟，是基于细微的观察能力。他发现“凡是当初在位当过领导的，如今大多都已经腰弯背驼了”，“另外那些从普通岗位退下的、原来在单位当牛做马的人，他们看上去则坦然自若，腰杆子反倒挺直了”，“不由得让人感叹，世上的事情真有其公平的一面，当过领导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普通人也不可能一切全无”，最后作者总结“时间是永恒的，生命只是个过程，大街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而已。面对时间来说，无论在高处，还是在低处，均是有得有失，“也许这就是世事的平衡法则”。

远洲在这本书里所写的那些情、那些趣、那些道、那些义，都是我这个得了城市病的人，可以用之医治心灵之患的一味良药。所以我买了这本书，而且一下子买了两本，一本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本摆在我的办公室里，什么时候想家了，想那个小县城了，想那些踏实的市井民俗了，想那远洲一样的文朋诗友了，我就会随时读读他的这些文字，权当这本书不是书，是为我这个离乡别土者搭造的一个乌托邦。

人生在世不管为人为文，都像是一条河流似的，若都像远洲一般，把自己放低一点再低一点，你是平民百姓，是山野樵夫，是凡夫俗子，是山泉小溪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旦把自己放低了，那水自然汇聚而来，自成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远洲《在低处》的微言要义。

                                                             2014年4月1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