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朋友问我，最近好像读不到你的诗了，是不是写小说后，就放弃了诗歌？也有几位老师很担心，会不会诗歌与小说有些冲突？在此回复一下：小说、诗歌我一直都在写，不过前几年偏向诗歌，所以投稿以诗歌为主了。自2013年来，则以小说为主了。但是诗歌依然在写，2013年起码写了上百首诗，只不过很少投稿了。


《人民文学》12期：
   陈仓诗两首

天问

 

父亲坐在一堆玉米杆上问我

太阳像什么呢？我说像一粒玉米

父亲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问我

太阳像什么呢？我说像一片叶子

父亲站在收割后的麦地里问我

太阳像什么呢？我说像一根杂草

父亲看了看大雁问我太阳像什么

我说像一根羽毛

父亲在半夜的时候问我，太阳

像什么呢？我说像母亲的脸

 

这都是那年暑假留下的家庭作业

父亲站在什么地方

太阳就变成什么样子

父亲望着哪儿

哪儿就是太阳的颜色

那年七月，母亲离开后，父亲坐在

一座刚刚隆起的坟头点上一支支烟

一遍遍考我——

这里的太阳像什么呢？我一直

憋到天黑以后，也没敢回答

我知道从那天起

太阳已经变成了

父亲忍着的一滴眼泪

 

 

乡亲

 

他们仅剩最后一点力气的时候

一束光的时候

不写遗书，不交代后事

而是挖好墓穴，缝好老衣

酿好柿子酒，供送他的人饮用

有人三十年前就在房背后

种下了泡桐

割好了漆

要给自己打棺木

随时准备着，把自己埋掉

然后以一根草的形式

从头再来

淘我出世

 

陈仓

　　几年前，其实我是被埋掉过的，被尘土与世俗埋掉过的。是《上海文学》把我淘了出来，像淘出一块瓦，或者是一块砖，然后擦了擦。

　　我是陕西秦岭中人，我们村子叫塔尔坪，至今不通手机信号。我常自夸这是世外桃源，其实是十足的穷乡僻壤。父辈们基本文盲，这个村子在地图上是查不到的，乡亲们没有在哪本书哪册史里出现过，所以从我识字时起，我就努力地想当好一个作家。

　　随着我从塔尔坪一步步离开，先去了西安，最后到了上海。一路上，大山慢慢地矮下去，长江一弯弯地转着，土房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小麦玉米与牛羊马猪换成了车水马龙。蓝色玻璃像是安在天堂上，每次抬头时就有些眩晕，心就一步步地倾斜了，有种“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悲凉。后来，已没有人记得有一个诗人、作家叫陈仓。陈仓是笔名，有点“暗渡”的意思，就是不走常道。但这个陈仓，经过岁月的迷惑，早就死了，被深埋掉了。

　　醉生梦死地过了近十年，越过了三十而立，又进入了不惑，在上海有了房子车子，娶了个上海女人，生了个上海小子，把自己的根移动了一千三百公里。以为人生活到这个份上，够风光够体面的了。直到2007年一天，当我走上卢浦大桥时，顺眼在一张报纸上瞄到一个启事，是《新民晚报》包括《上海文学》等六家单位一起，要为世博搞个征文。我一边俯视着桥下，一边记下了一串句子。开头是这样写的“如果让汽车返回/就是一块铁/让铁返回就是石头”。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多年来第一个与文学有关的，也第一个与上海文学有关的，通知我获得了一等奖。事后赵丽宏给我的《诗上海》作序时提到了一些细节，“在雪片般的应征来稿中，有一首诗引起我的注意。”

　　当时是看着高达一万块奖金去的。但听了过传忠一场场朗诵，特别是赵丽宏每次见到我，都说写得好，鼓励我继续好好写。赵丽宏是《上海文学》社长，我小时候就是他的粉丝。那年起，我反思了一下，千金散去不复来，美女再美也会老，觉得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我突然死了，惟一遗憾的还是作家梦。我又一篇篇写起来了，开始给《上海文学》编辑部投稿，他们陆续发了我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两篇（首）入选了人文版等年选。最重要的，让我少有出门的父亲、无名的塔尔坪，还有丹凤县、庾家河，带着油墨香味走得最远的一次。随后几年，我出了三本书，拿了七八个奖，发了几百首诗，“进城系列”小说已经脱手了五篇，今年上了三次《小说选刊》两次《小说月报》一次《新华文摘》。我世俗的人生被《上海文学》及一帮有知遇之恩的编辑们，淘出了闪光的一面。

　　每天早上，我送爱人上班时，都会从巨鹿路675号门前经过，每次看到这幢邬达克设计的欧式建筑，那拱门，那弧窗，那红瓦坡顶，那青砖清水墙，还有门口挂着的《上海文学》，都让我有一种梦想之家的悸动。有时候，我还会停下来，进入楼下那家咖啡馆，点一杯专为作家优惠的咖啡，从书架上随手拿起一本书，整个人一下子就从这个喧闹的尘世中撤出来了。

    (刊于《新民晚报》12月22日、《上海文学》2014年第1期，纪念《上海文学》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