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引咎辞职  是科学不是运动！

(题目这样改可能更好：官员引咎辞职，是制度不是风暴)

 王建民

《北京科技报》-本期精华  2008-10-13

http://www.bkweek.com/pfwebplus/Emagazine/pfPrdArticle.aspx?ArticleId=93e974f6-bf08-4519-9adf-1e94975777e2

      2008年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监管缺失”，局长李长江“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局长职务。

    此前，2008年9月14日，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对发生在襄汾县的尾矿溃坝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辞去了省长职务。早在2003年，孟学农就因为对“非典”疫情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

    四年前的2004年，先后有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和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2005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在中国开始形成制度。这是一项好制度！体现国家对高级官员的管理，建立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新规则。反映高级官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有所提高，责任担当意识有所深化。

    有人把近期发生的大批官员“引咎辞职”、免职、开除或移交司法审判，称为“问责风暴”。事实上，中国的党政干部管理机制，已经摆脱了“风暴”或“运动”之类的突然性、随意性或不确定性，而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之所以出现大批官员在一定时间集中丢掉“乌纱帽”的现象，只是因为重大责任事故接连发生的缘故。

    官员“引咎辞职”已经有法可依。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四章“引咎辞职”中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第十五条明确界定出应当“引咎辞职”的九种情况，其中包括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等。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是官员对自己工作失误的责任承担与自我惩罚。虽然辞职是自主的行为，但仍然需要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组织批准辞职，是对官员工作错误的确认和工作能力的否定，理论上不是对官员的保护或者为了缓解民愤、转移公众视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引咎辞职”有助于强化官员的领导与管理责任意识，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项新制度，还需要继续建设和进一步完善。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严格界定“引咎”之“咎”的严重性。简单按照伤亡人数判定过错并不合理。伤亡人数少，但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漠不关心者或领导不力，要比伤亡人数多，但事前事后都采取了积极措施者更为严重。

    二是要扩大“引咎辞职”官员的范围。“引咎辞职”制度应该扩大到基层官员，比如县乡党政干部“一把手”。基层官员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既需要领导力又需要执行力，应该有更强烈的自我责任意识。

    三是提高辞职官员复出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引咎辞职”不是撤职查办。在适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岗位上重新启用辞职官员，合情合理，应该在阳光下公开评价，重新选拔任用。但是，毕竟是因“咎”去职，重新任用时要考虑合理性。两度辞职的孟学农先生，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最合理的出路应该是担任党校和公共管理学院的案例课堂“高级专家”（不是教授）。

    四是关注辞职官员的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涯管理。中国的官员与西方国家的官员不同。大多数人已经把当官职业化，基本上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一旦失去官职，往往郁郁寡欢、一筹莫展。一时之“咎”，不应成为终身之“错”。心理上的关注和职业生涯的安排十分必要。

    五是高度重视发挥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作用。近几年来，在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现和揭露过程中，媒体和民众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