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8月天。

窗外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偶有知了的鸣叫穿过浓密的树梢，却多少有些了无生气的模样，而平日里活跃的鸟群也早已没了踪影。回头看书架上，猛然发现父亲的遗像正望着我，心头不免一震。8月，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8月，如果父亲还健在，已经是106岁了！

我们的父亲王芝，本名王清臣，曾用名王庆元，1916年8月4日（农历7月初6）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今聊城市）侯营镇马屯村，1937年10月参加革命，2010年1月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去世，享年93岁。

父亲的一生历经坎坷，但初心不改，一路向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至今让我们无法忘怀。

其中，在1949年年末全国解放的时刻，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大队长到达四川，这一去，便是60年。之后，父亲带着我们的母亲，以及后来相继出生的我们四名后代，从此扎根在了西南四川这片美丽的沃土。

一度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姐弟四人却很少听到父亲提及他当财经大队大队长的往事。

也许，在父亲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那只是短暂的一瞬，再平淡不过的一瞬而已。

但，我们清楚的知道，西南服务团在中国解放史上那些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的父亲不仅是亲历者，更是一名见证者。

1934年，生活极度贫困走投无路的父亲顶替一个叫王庆元的参加了东北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正式拉开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序幕。其时，父亲正在北平附近的东北军691团三营任班长，团长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吕正操。9月，吕正操率领全团北上，彻底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参加抗战，父亲任特务长、排长，并在当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父亲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校担任抗三团军教干事。1943年调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家习惯称之为聂荣臻司令部）敌工部，其后断绝一切对外联系，改名为王芝，随后的数年连续打入敌伪蒙古军内部长期潜伏开展敌后工作。

1947年国内战争爆发，父亲于10月回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教育参谋，至1948年3月，解放军华北补训兵团（负责新兵和战俘训练）一旅成立，父亲出任一旅军教科科长，一直到了1949年的7月，一旅整建制划转二野后勤部管辖，父亲便跟随部队到达了南京，任二野后勤司令部队列科科长。同年10月，临时借调到了二野西南财经办事处，不久即出任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大队长。

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直属解放军西南财经办领导，队员主要由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政大学一批学习过财经知识的大、中学生组成。在南京时已从军大抽调300多人组成了三个中队。1949年10月16日，三个中队的全体队员接到挺进大西南的命令，乘坐闷罐火车经津浦线至徐州再经郑州转向南方行进，到达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原英商修建的太古仓库驻地。10月23日，三个中队与当年9月在南京、上海从西南服务团中抽调近百名学过财经、工业知识的学员组成的一中队会合，正式组建成完整建制的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父亲为大队长，政委为马忠太，军邮代号确定为“天成一大队”，即财经大队的番号，并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集训，主要集训内容包括新区财经政策、公粮、税收、金融以及新区工商管理和物价政策等内容。

1949年12月上旬，财经大队接到二野总部命令，在父亲等大队领导的带领下，全体队员先乘坐军用邮轮溯长江而上进至宜昌，再转乘民生轮船公司的“民生”号轮船赶赴已经解放的重庆市。

一位当年的财经大队队员曾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接到上级下达的出发命令后，各中队、各班队员纷纷贴出请战书、决心书，可谓群情激昂。从宜昌出发时船只已经超载，加之三峡一带滩多流急，轮船只能白天行进夜晚停航，一路逆江而上，走走停停。大队成立的“民生轮军事管制委员会”规定每班一个舱位，一律门窗紧闭，灯火管制，队员未经中队批准不准出舱活动。沿江两岸不时有蒋军残余向行进的船舶开枪，因此全船警戒严密，经过近十天的艰辛总算安全到达了重庆朝天门码头。

后来，我母亲提起这一段历程也不免唏嘘。

12月底，已经抵达重庆的全体财经大队队员全部分配到各自岗位后，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父亲又回到了二野后勤司令部。但时间不长，到1950年1月，父亲又随二野后勤司令部副政委穰明德同志（后曾任中央交通部西南公路工程局局长）一道，参加对地方公路交通的接管工作。

至此，父亲结束了让他难以忘怀的革命军队战斗生活。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从华北到江南再进西南，十余年的军旅生涯，父亲随着全国解放的号角，最终将他的脚印定格在了美丽的四川。

离开部队，父亲首先进驻位于重庆沙坪坝小龙坎的汽车修理厂，任军事代表、厂长，一直到1952年5月。父亲在回忆这段接管当时在重庆地区最大的汽车修理厂的经历时曾感慨万千，认为这是他初到地方工作后最有压力也最锻炼自己的一段时光，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完全胜任，两年多的光景让他较快地熟悉了很多地方交通运输领域的情况，提高了自己驾驭地方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能力，为以后在更大的舞台发挥作用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5月，当时的西南区运输公司改为重庆运输公司，由西南交通部直接领导，父亲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兼党总支书记。1953年初，重庆运输公司再次改为四川省运输公司，转由四川省领导管理，父亲仍出任副经理。至当年的第三季度，父亲带领我母亲和已经出生的姐姐、大哥从重庆搬家到了成都，改任四川省运输局副局长一职。虽然到1957年，父亲一度出任四川省交通厅工业局局长，但始终没有脱离汽车运输行业的管理领域。

回顾从建国初到离开重庆的三年多，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的地方汽车运输业发展迅速。父亲后来多次提起这三年的经历，总不免感叹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时光：经历了“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振兴地方运输，与其他领导相处和谐，一门心思的大胆工作，从白手起家到运输行业初具规模，天翻地覆的变化无处不记下父亲那为党为国努力工作的背影。

1962年7月1日，四川省在整合各个部门运输资源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上级任命父亲为公司经理、党委书记，牵头负责公司的组建和经营管理工作，一直到1965年10月又调到四川省交通厅任副厅长。在当时的四川，铁路和航空的运输能力十分低下，而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的组建，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当下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工作八字方针，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大举措。父亲能够在这一重要时刻出任第一任经理，是上级党组织对父亲的政治品质、敬业精神和工作能力的肯定，也是父亲最引以为自豪的一段重要往事。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一个曾经被旧社会埋葬的奴隶，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并且把我从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人培养成一个国家干部，二十多年的革命过程，我知道党对我是信任的，我只有努力的工作才能做好党的工作”。寥寥数语，父亲的朴实坦荡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我在1978年底有幸进入了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机关工作。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父亲已经恢复了工作，担任四川省交通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职务，仍然分管全省的汽车运输。我在工作期间多次听到机关的同志提及父亲，总不免赞叹有加。父亲性情温和，但对工作的执著认真，对下级同志的关怀耐心无不让人信服，尤其是父亲的廉洁品质更是让许多同志口口相传，树为典范。有机关同志告诉我，父亲一行曾经到四川某县调研工作，当时的县领导设下一桌本不算豪华的晚宴，父亲知道后坚拒不让，自己拿着饭碗去食堂排队就餐，让同行的人感叹不已；还有人提及当年有基层同志到父亲办公室汇报工作，随手带了两小袋当地出产的茶叶，殊不知也被父亲客气的婉拒。这几件事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不敢忘怀。父亲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曾写道，当年接管重庆汽车修理厂，两年多的光景自己就始终严格要求做到公私分明，没有占国家一丝一毫的小便宜。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在我们面前评价道：“老头一生都是廉洁的”，我想，看似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已经高度概括了父亲的品质，是对一名在党72年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致敬。

父亲平时在家语言不多，我们姐弟四人从小便鲜有受到父亲的斥责，但父亲身上的凛然正气却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十余年前，父亲病重期间曾有在职的领导和退休老同志到家探望，都交口称赞我们家的家风好，我想，这是我们的父母亲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所致吧。为此，在父亲去世后，我们这些后代代表母亲在他的墓前恭敬地刻下了一行大字：“举眉偕行逾60载，以互爱为至高，俭敛为尽美，信仰为唯一，凡兹大恩大德大义，惟留予后人以教化之”，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父亲的尊崇之意，也是我们全家可以引以为傲的座右铭。

回顾父亲的一生，1949年末担任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大队长到达四川，应该是他最后的履职军责，也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一段人生分际线。战争年代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终身服务于祖国西南和四川的交通运输事业，但不管走到哪里，父亲的身影都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遭受了莫大的冤屈，他仍然用无声的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兢兢业业工作，坦坦荡荡做人，父亲是我们这些后代永久的榜样和力量源泉。

                                                   写于二0二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