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形象分析（一）

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美国，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他的小说《围城》在大陆已经销声匿迹三十多年的，在海外却一直盗版不断，风行不止。在海外访学中，谈论《围城》，是所难免。

余所见资料里，惟水晶一篇精灵古怪的《侍钱“抛书”杂记》最为可观。在水晶的追问下，钱谈了不少《围城》，特拈出同本文相关联的一席记载：

“我无意间漏出一句，说《围城》是自传性的小说， 钟书先生立即大表异议，说《围城》绝对不是自传性的小说，并且觉得文评家在作品里找寻作者的痕迹，是迹近无聊的举动。‘譬如说，《围城》的男主角，跟我的性格大不相同，’钱先生指出，‘我是个aggressive积极又充满活力的人，而方鸿渐则比较被动（而且无才，我想），拖沓，窝囊，最后对人生整个感到幻灭，disillusioned。《围城》出版后，很多女读者写信来打破砂锅，问我是不是书中的男主角，婚姻生活是否如意等等，其实我是一个happy-married man。”（水晶，《侍钱“抛书”杂记》，载《文化昆仑》，232页）

这是记载不多的，钱钟书正面谈论他同“方鸿渐”之间关系的文字。此段文字，语意甚明，分解开来，有三层意思：第一，文学批评家把艺术作品当作作者的自叙传，在人物身上找作者的影子，这种传记式的批评方法是行不通的；第二，《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不是作者钱钟书的化身；第三，钱钟书跟方鸿渐在性格、婚姻境遇上的迥然之别。

尽管钱钟书说得如此明白了，但俏皮的水晶说：“作家有时往往是自己作品的最糟糕的辩护律师，钱钟书似乎也不例外。”“我心里还要问一声，难道方鸿渐——甚至他的好朋友赵辛楣——的性格中，没有钱钟书的影子吗？方鸿渐没有钱先生聪明是事实，但是出口成章，联想力丰富；读书杂学旁搜，其玩世与俏皮（甚至恶作剧），能说惯道，黑白可以颠倒过来解说，其逻辑又无懈可击……这些都是可以一笔抹煞的么？”（同上，233）

水晶振振有词，连口才雄辩的钱钟书都没能说服她，可见一般没有深思过的读者，更加在“钱钟书”（作者）和“方鸿渐”（主角）两个人物之间的界限模糊，似一而二，看二而一了。

自《围城》问世风行以来，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所经所历，同作者钱钟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加之，如水晶所言，在方鸿渐在言行上也有些类似钱钟书，故而认《围城》为自传体小说，认方鸿渐为钱钟书的化身（影子）者，颇为不少。上引钱氏的话，虽然是为了辟谣，但是也提供了反面材料，即早在小说甫一出版，就有不少读者犯了这按图索骥的错误，误以钱钟书为方鸿渐，爱屋及乌，把同情的眼泪洒错了对象。

一般读者形成这样的意见，并不奇怪，中国是史学发达的国度，而纪史又常用文学手法，故吾人有将一般的叙事类作品当作“确有其事”、“八九不离十”的事件的深厚的阅读心理。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有个小例子足以证之：清末张德彝驻英国期间，曾有文字论及著名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人皆以为妄”，他却拿出人类学的证据来证明在非洲某部确有大人国、小人国，这本游记所言者，乃类似于“出洋述奇”。（《七缀集》，154页）

虽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读者当然不会如此迂阔，但同为讽刺杰作的《围城》毕竟是一部现实主义气氛很浓重的小说，其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抗日后期，地点是孤岛上海和后方湖南，而所写人物又是当时知识界中乌烟瘴气的部分，方鸿渐的出身（父亲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教育背景（留学英国、法国）、经历（归国路线，从教经历）等等，都同作者有几多的巧合，显然是取材于钱氏的经历。上述小说情节与作者生平如此吻合，使得它的自传色彩如此浓厚，以至于不止一般读者，即便在研究专家那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首先将《围城》抬举到“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的夏志清，以小说中方鸿渐归国时间（1937年）来推断钱钟书也是该年归国的，当他后来知道钱是38年归国的时候，表现出很大的意外。（《重会钱钟书纪实》）

还有许多论著自不必一一引证。那些将方鸿渐看作钱钟书化身的意见，当然并非愚蠢到认为方鸿渐就是钱钟书，而是以为方身上某些特点很象钱，以为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以自身为模板。就此而言，当然也无不可，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吾人更好的了解方鸿渐这个艺术形象。但余以为，方鸿渐毕竟是小说中人，要理解这个“虚构的”艺术形象，更加重要的重要的是将其与钱钟书区别开来，从《围城》的文本中去分析和理解这个人物。

——鉴于在通常理解中，方钱之间的关系模糊，而这一模糊不仅涉及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体会，而且涉及到学术界对于方鸿渐这一形象的分析和理解，甚至更深一层牵涉到整部小说的若干问题，故而厘清二者关系，并非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