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江

用心写诗的人，终生都会浸润在“挣扎”的境地。这“挣扎”的原点，指向了作者的内心，而激发它的，悉数来自人间，以至更广袤的茫茫大千——或关乎时代，或关乎情感，或关乎文明的演进，或关乎具体的生存，或关乎欲念，或关乎桎梏，或关乎道义，或关乎救人、自救，或关乎虚无……或者，来自这诸多因素相互间的诱引、激发和纠结。
诗歌是找寻安宁的艺术。可它偏偏诞生于不安。即便是一些幽远的古韵，前人在写作它们的时候，倾诉和所欲摆脱的，依然是不安。无欲无求的人是写不出动人诗篇的。诗之憾人，在于许多时候它呈现了“有欲之人”的悲凉和无望，抑制与撕裂，还有濒临绝境时人的奋力腾空一跃——旧时代的文学理论称这后一种情形为“升华”，掩去了过程中血淋淋的成分，过于轻松，也过于唯美了。
在第三世界的人文环境下写诗，对所有语种的作者而言，本身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直面冲突——精神和物质这两重的。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里的那些作者，因为背靠了一个用掠夺堆积安定的文明，就可以在文学中自暴自弃地把玩自己个人的好恶、人性，把诗歌变成一个暗喻（充其量表现为讽喻）。所有第三世界诗人的想象力，无时无刻不会被眼前突然出现的生存、公平、愤怒话题所攫取；无休止的言说欲，会因为一段家国兴革的感喟，或是个人成长的回看，被一而再地激起。如果那个作者，凑巧又身处一个有着强大的古典文明和诗歌传统的语种，这种沉重感又无疑会再增加上无数倍。
在今天的汉语，写诗不可能是一桩单纯的精神消费与智慧享受。它必然是一种复调的“挣扎”：写作者面对宿命与人生之繁复；早就边缘化了的诗歌（因历史原因，而被迫感知迟钝的中国读者和作者，在近二十年才刚刚觉察到），面对一个被日益稀释了浓度的世界；一个简单的题材，在东西方源源不断的传统面前，怎样保持一个起码的原创独立与自尊；在多重压力与魅惑下，怎样让一个构思维系它原初的质朴，在坚韧中被完成……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作者“挣扎”的可能性，也都有可能同时现身在一首作品面前。
“后现代之后”的汉语现代诗，留给想象力的空间是空前的，留给写作者言说的诱惑是众多的；但，留给“写出成品”这一专业目的本身的压力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有着明显高于大众阅读期许的作者——因为，除了写，他们还必须自觉保持对自身所赢得的那些掌声的质疑。这一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成文本的最后一个过程——在有形的书面文本完成后，用无形的内心抗拒，逼自己与欣赏者留出一个“礼节上（如果不忍心，不妨就这么劝劝自己）的间距”。觊觎伟大的作者，要保持一种与自己诗歌亲戚们（无论是已故的，还是后来的，抑或闻风追捧）的“反骨”。这是我本人的一个心得，但我更认为，在今天的汉语，它更多的属于有待于所有优秀者正视的诗歌规律本身。

在进行完上述对“此时代写诗”的纵深性审视之后，我们可以真正严肃地去品味沈浩波的诗著《蝴蝶》了。虽然作者在发表该作品第一辑之始，对全诗即有过“超长诗”的自我命名，但我觉得，无论是将《蝴蝶》视作“长诗类”，还是“作品集结”，都会对文本生出认识上的限制。《蝴蝶》是“诗著”，是新世纪头十年里，又一部纯粹以“单独的著作”形式写成的诗歌。它是目前中国先锋诗歌对新的诗歌文体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探索之一。从《唐》（2003年，伊沙）、《他手记》（2007年，侯马）、《北京组诗》（2008年，唐欣）到《蝴蝶》（2009年，沈浩波），这一系列结构、向度与模式均有所不同的“诗著”的出现，标志了汉语现代诗在文本建构的自觉上，终于告别了过去的“舶来岁月(无论形式模仿，还是理念舶来)”，进入到一个新的、有效自主的境地。所有对《蝴蝶》的文本读解，必须放置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在诗学的讨论上发生效应。这是《蝴蝶》最大的诗歌美学上的特色。
《蝴蝶》以作者自身对亲情、血脉、爱恋、文学、文化诸方面的观照与挣扎为经，串出国人百年生存几经颠扑的惨烈，灵魂迭经撕扯、复合的辗转……着力呈现出了个人和种族前行过程中的艰险、无望、沉迷和自救。它既在主题层面上表现了“挣扎的努力与完成”，也在文本的构建过程中，将诗人“为追逐美学理想所进行的挣扎与完成”，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显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喋血的飞扬感，和迹近悲壮的自我剖析，在近三十年的诗歌文本中是殊为罕见的。
在这样一部哀伤、狂暴、寂寥等多种基调交织在一起的复调作品面前，任何一种评判都容易显出急切的局限性。《蝴蝶》是“精神史诗”（朱剑语），是“是新世纪十年现代汉诗的一大成果”（伊沙语），点得都很精当，但更本质的却是作者自陈的——“一个仪式”。《蝴蝶》的完成，本身就是《蝴蝶》的意义，甚至是人们从它身上所读到的诸多意义中最大的一个意义。有了《蝴蝶》，之前的沈浩波和之后的沈浩波不再是同一个作者了，这也正如该诗所涉及到的“蛹”与“蝶”两个意象之间的关系——虽有时间和生命上的渊源，但毕竟已各属于两重境地。
我注意到了全诗不同局部的文本间所发生的微妙关系——

“生命中积淀下来的/那些事/没有几件/经得起回味//母亲指着隔壁的门/对我说/不要吃他们家的饭/我们人穷/但不能志短//这是我第一次/为贫穷/感到屈辱/从此/我成了一个穷孩子”
（第一辑第14单元）

“当她抱着我的儿子/告诉小区里每一个/她认识的人/她的儿子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的时候//那种屈辱感/再次在我身体里上升/用什么才能/堵住她炫耀的嘴？”（第一辑第15单元）

这两部分的文本固然撼人，可如果单拎出来，它们并不能列入沈浩波作品中最有冲击力的行列。但当它们作为一部作品中有衔接关系的不同局部，被并置在一起时，它们所产生的力度绝对是沈浩波任何一首短诗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作者最新功力的体现了。与此相关联的，我要说我喜欢使惯“大力金刚手”的沈浩波，写出这样的诗节：“去年错过的/海棠花期/今年又忘了//我已把自己/轻掷给尘埃”（第一辑第19单元）；“只有忧伤出现/世界才会安静/它就像老朋友/带来温暖和无言/它的出场方式/永远都是这样”（第三辑第2单元）……它们的出现，使一个强力诗人的武库，更具备了心灵的纵深打击能力，同样也使一部“诗著”，更具备了言说功能上的丰富，和举重若轻。
《蝴蝶》的繁复，注定了它的主题不止复调，而且凝重。但如果光靠凝重，抑或指向内心纵深面的举重若轻，依然是难以支撑一部成功的“诗著”的。好诗不能像哲学一样市侩，仅仅因为揭露了矛盾或两极就沾沾自喜，不，它高级就高级在它有表现“混沌”的能力。人在被撕扯下的状态、人的自我怀疑，还有比诗歌更能赤诚表现它们的艺术吗？“我越来越感到挣扎的徒劳/和沉溺其中的快感。/我早已不是想象中的我/骨骼在碎裂/声音在沦陷//什么样的女神可以安抚我/我需要她丰饶、野蛮/并且温存/我看到她晃动着乳房大笑/当我沉迷/她揉碎我的心”（第三辑第2单元）；“看着那两个缓慢的，在苏北平原上挪动的黑点/看着那已死的灵魂和被拘役的灵魂，行走在/满地白骨的巨大囚笼之中，我突然感到紧张和不安/他们向哪里走？要走到何时？/如果他们永远走在这片巨大的漆黑之中，那么我为何在此？/我为何如此宁静的啜饮咖啡，如同一只孤单的蝴蝶//亲吻花蜜。我为何飘荡？”（第二辑第2单元）
而面对拥有着如此丰富蕴涵的作品，任何理念的发挥或延伸都似大可不必。“现在，这首诗只适合阅读，适合机智的、反动的、甚至是麻木的阅读。”琳子说得很智慧。
《蝴蝶》文本以外的耐人寻味，则在于全诗完成后的论坛上近乎“众口一辞”的彩声。实质上，这彩声依然是复调的：它们有的发自对现代诗持精英写作态度的文本主义者，有的发自诗歌与人生的诅咒者、挑剔者，还有的发自那些在无知无觉中对“现代诗”和“新诗”首鼠两端的爱好者。究竟是读诗的人各取所需，还是各自放大了自己所亲睐的部分，抑或是作者意欲将它们都熔炼成独属于自己的部分？那就要看读解者将显微镜放在哪一个角度上了。多元的时代，任何一“元”都可以玩自圆其说的游戏，但对于一部作品而言，众口喧哗的氛围下，不同原点的读解，却照样还是会形成“反响上的撕裂感”。好在《蝴蝶》已经完成，对于作者，这才是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