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元当年的故事                       

（选自《元元说话》一书 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目录

说实话，做好人                      

不见不散                             

                          说实话，做好人

当初创办《元元说话》的时候，没想到会是这样。现在人们称我为“百姓的贴心人”，锦旗也挂了一屋子，其中有一面居然写着：“社会需要您，观众热爱您，腐败都怕您”。我自视天性淳朴，可越是淳朴的人越听不得恭维，真怕自己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时常告诫自己：不是自己有多伟大，而是观众太可爱了。你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而他们就会给你由衷的信赖。

有一次我在街头采访，马路中央驶过一辆公共汽车，车上有位老阿姨惊喜地发现了我，她竟从车窗探出了半个身子，冲我大声喊：“元元，谢谢你!多替我们老百姓说话!”周围的人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红了，心如鹿撞，剧烈难为情。我一时间感到，这种真诚真让我无以报答。还有一位老阿姨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有孩子吗?要是工作太忙，我来帮你看孩子吧!”我回信说：“我还没结婚呢，生孩子看来还是比较远的事，但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阿姨，您真好!”诸如此类的小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要是连续两天没在屏幕上露面，马上会有电话打过来，关切地问：“元元病啦?”有人把一个洋娃娃放在台里的收发室，说，这是送给元元的礼物，知道她忙，不打扰她了。

我每天都是被这样的深情厚意包围着，鼓舞着，身体里总有激情在涌动，我像是被一团明亮而炽热的东西包裹着，它放射出万丈光芒，就像无数的刀。在《元元说话》的节目里，我像一只雄纠纠气昂昂的小公鸡，每天早晨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出五音不全的声音。我渴望崇高，常想像着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大场景，一时间成了毁誉参半的英雄。

我妈说：“人快让你得罪光了。”其实远远没有得罪光，得罪的只是一小部分。这部分人当中有打官司的，有告状的，有挥舞着菜刀大闹电视台的，有在办公室里一坐就不走的，有写信打电话骂大街的。还有的不言不语不闹腾，恨就蓄着。后来连台里的保卫处都草木皆兵了，一有个风吹草动就给我们打电话：“门口有人闹事，又是找你们的吧?”我相信这些人中没谁非要跟我过不去，只是被曝光后恼羞成怒，出口恶气罢了，所以也从没拿他们当回事。但有一阵子忽然有人声称要“干掉”我这个“事儿妈"，我就信以为真地警惕起来。

有一天半夜回家，电梯已经没有了。我看见一个可疑的男人先我一步进了黑洞洞的楼道，鬼鬼祟祟的。我立即联想到了一些惊险的场面，脚步便也迟疑了。那天晚上我攥着门钥匙在街上足足站了十分钟，一筹莫展。最后一边竖着头发在楼梯里攀登，一边用手机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大声说：“喂?要是听到我一声尖叫你就来救我啊!”

第二天一觉醒来，昨夜的恐怖故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在节目里该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在那天我接到了一位73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信中最后一句话是：祝永远理直气壮。——我喜欢这句话。

这么一惊一乍了些时候，声称要杀我的人最终没了下文。此人说完这话大概就忙别的去了，根本忘了这回事，我们是虚惊一场，一场虚惊。但我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和这些人聊聊。一晃到了1999年3月，《元元说话》开播一周年了，有人问我：“这生日打算怎么过呀?”我说：“我想把那些被我们批评过的人都请来。”听到此话的人无不讪笑：人家来吗?

接下来，艰难的邀请就开始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队长他妈”，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是我们一期节目的主人公。老太太家住六里桥，凡是寄到村里的信她全收着，谁来拿信交五毛钱。记者在暗访的时候曾经问她：“这是谁定的规矩呀?”老太太双手一叉腰：“我定的!”老太太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原来她是队长他妈。我在这期节目里说：如果老太太不是队长他妈，准是一个特慈祥的老奶奶，能教隔壁的小媳妇做针钱，能给邻里的孩子们讲故事，如今做了队长他妈，就有些盛气凌人了。之 后老太太的儿子队长不依不饶，说“我妈怎么不慈祥了?”有关这一内容的报道一共做了四次，持续三个月，直到队长受到上级批评，老太太把信交了队部，并准备把收的钱退还居民为止。那阵子，队长和他的母亲知名度颇高，队长家人提起我们的节目气就不打一处来。就是这位队长，他能来做客吗?

一个下午，我和几位同事来到六里桥，我说：我来请队长。在队部的一间小屋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队长。队长和节目里一样，留着两撤小胡子，他打量了我一阵，犀利的目光像把梳子，把我从头梳到脚，又从脚梳到头，第一句话是：“我可算见着你啦!”接下来队长骂了我们四个小时，他不停地吸烟，小屋里边烟雾弥漫，四个小时也没给我们一口水喝。队长最想不通的是：收信这类的事多了，为什么单和我妈过不去?况且又不是我让她这么干的，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在队长有点说累了的时候，我对他说：如果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这么做，别人可能不会说什么；但如果队长的母亲这么做，别人会认为是我们的干部做得不好，这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区别，您说是不是队长?队长继续抽烟．没有说话。

接下来，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用来寻找这些被批评过的人物。这里边有乱罚款的检疫执法人员张玉宝，有酒后驾车的司机张师傅……他们确实都在生我的气，但令人高兴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想对我说，而没有一个人避而不见或闭口不谈。也正是在这种接触中我发现，这些被我们批评过的人其实也都是些好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司机张师傅朋友多，热心肠，西单的那辆无偿献血车他光顾好几回了；而检疫人员张玉宝有一种憨直和淳朴，他因为被曝光而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他说：“我觉得有点冤，想想也不冤，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吗?”

在《元元说话》开播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录制一期特别节目，就是让他们与观众说说这些心里话。虽然和他们都有过一些接触，有的，比如说队长，甚至见了三次、四次、五次，可他们到底能不能来，我依然没有把握。录制的当天，演播室的灯亮起来，观众在陆续进场，我已经站在了主持台前，但我还在担心：他们能来吗?批评过他们的节目将在现场再一次重放，他们能面对吗?观众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能面对吗?然而，当我宣布嘉宾入场的时候，我看见我的那些冤家们排着队进来了!

那天他们确实说了很多心里话，一位观众对队长说：回家开导开导老母亲，事过去就过去吧，别因为想不开再搞坏了身体，回去给他老人家带好儿。我第一次看见队长笑了。那天，张玉宝也见到了被他多罚了款的李桂琴，冤家已经不再是冤家，当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忽然感刭：当人与人坦诚相对，是多么容易相互理解和沟通。那天唯一的遗憾，是曾经酒后驾车被曝光的司机张师傅没有来。我在节目中说：“您看见嘉宾席上那把空着的椅子了吗?那是给张师傅留的。今天留着，以后永远留着，什么时侯他愿意，欢迎他再来作客。”

《元元说话》的节目里顺耳的话少，逆耳的话多。可我没想到，最让我感动的，也是最让我受教育的，正是那些被我们批评过的普通人。这让我明白：世上好人多，可好人也免不了犯点错。对此，你的话顺耳也罢，逆耳也罢，只要说得真诚，说得在理儿，只要是出自善意，人们总会接受，而且有你想象不到的坦荡与大度。我曾私下问过队长，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次活动，队长说：“就冲这节目说实话。”

说实话，做好人，是我作人的最大财富。这财富是观众给的。他们回报给我的坦诚，让我面对邪恶的时候能腰不弯嘴不软，也让我除了丑陋能发现更多的真、善、美，再把这些美的东西传达给更多的人。这才是说话的意义：当真理与某些私利相冲突的时候，实话会让人性显现，正义的一面才会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便是我的工作。所以我爱这份工作，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依然能心情愉快地上班下班，所以在深夜回家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我会一边开着车一边大声唱歌。

说实话，永远理直气壮；

做好人，一路天晴日朗。

不见不散

1999年3月9日，将近一百名热心观众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带来了锦旗、条幅、镜框等礼物，来庆祝《元元说话》的一周岁生日，同时参与录制特别节目《真诚对话》。

对话进行得确实很真诚，节目也录制得很成功。不是朋友的成了朋友，是朋友的就成了更好的朋友，气氛轻松而热烈。“真诚对话”一共持续了五个小时，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观众席是没有靠背的阶梯凳，老老小小一个挨着一个地坐上去，特别是那些老人，就这么挺着腰一坐五个小时，散场的时候已经起不来了。在很多时候，观众就是这么好。为了准备这次拍摄，我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认为那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天，那天我穿了一件红衣服，至今回想起来仍像梦境一样美丽。

那天的结束语我是这样说的：“从明天起，一周岁的《元元说话》将继续努力成长。一周岁的孩子正是蹒跚学步跌跌撞撞的时候，希望您能像从前一样，时不常地扶我们一下，拉我们一把。”人们从我的话里不难看出，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仅仅时隔6天，世界似乎就全变了。

3月15日，星期一，例会中传达了市里的一个规定，不允许以个人名字命名栏目或节目，认为这样有失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据此规定，要求《元元说话》立即更名、改版。

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会上，接下来的会议内容我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我盯着眼前的桌面，两束目光像两把锥子，直溜溜地钻木。一年了，一年有365天，就有365期节目，哪一期节目也不是轻轻松松制作出来的。组里的弟兄们吃了各种各样的苦，以此换来了一个过硬的品牌，这是一笔无形资产，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就这么说换就换?说扔就扔了?他们知道老百姓是多么喜欢这个节目吗?在电视的频道大战中，观众快把遥控板按扁了，也按不出几个喜欢的节目，在这种时候放弃一个品牌，是我的损失，更足我所在的部门及台里的损失。

我还是相当平静地向组里的弟兄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并部署了更名改版的具体工作。大家都很伤心，因为他们都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自己的孩于，但大家都没能看着这个孩子健康地长大。同事们对我的平静表示奇怪，他们以为我会发疯，我也不是不想发疯，只是没有机会。    接下来北京下了一场春雨，我在雨中开车回家，雨刮器刮着玻璃上的水珠，路上堵车，走走停停。这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首歌，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不见不散》，歌中唱道：“不必烦恼，是你的想逃也逃不掉；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既便有前生的约定，你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知道是出喜剧。然而从这首歌里，我为什么听出了一种浓重的悲凉?开着开着车，居然就泪眼朦胧了。“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所有的感伤一瞬间被全部唤醒，拥拥挤挤一齐堵在嗓子眼儿。我索性把车停在路边，好好地哭了一场。

与此同时，3月9日录制的《元元说话》一周年特别节目《真诚对话》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编辑，播出时间定在3月24日晚十点。走进机房编辑这期节目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与画面上的红火热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已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在该片的结尾处，我引用了《不见不散》这首歌。最后一组画面是这样的：一百多名观众、嘉宾以及所有的记者在镜头前面合影留念，一个男声就在低低地唱：“……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得不到……”画面上的我扭过身去对大家说：“大家看镜头，笑一笑，高兴一点儿!”此话话音一落，歌声骤然提高：“不见不散……不见不敢……不见不散……”制作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深夜，北京电视台的走廊里黑幽幽静悄悄的，只有这间孤零零的小机房里歌声乍响，“不见不散!不见不散!”高亢的男声余音绕梁，久久不散。我和几位同事无不心头一阵颤栗，他们理解我的心倩，他们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歌声中，画面上的全家福定格，向上卷起，被一条红丝带系住。“系住”意为“记住”，不知观众看懂了没有。

1999年4月，《元元说话》告别了观众。报纸上马上出现了大幅标题：“元元你去哪儿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像雨后的蜻蜒，成群结队，漫天飞舞。有人说：“元元得罪了太多的人，节目做不下去了。”也有人说：“元元遇到了危险，台里把她保护起来了。”还有人说：“是元元自己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了。”还有无数的观众来电，他们说：“真想你啊!”一句话又让我“泪飞顿作倾盆雨”。

五六月份，忽然间传来一系列好消息：

《元元说话》被评为北京广播电视系统优秀栏目，其中《小贵族》节目被评为北京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入围评选中国电视新闻奖。

《元元说话》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名栏目第一名，入围评选中国新闻名栏目。

《元元说话》作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栏目被收入《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我知道，收获的季节到了。如果这个节目还在，那么我和我的弟兄们，我和我的观众们，该是多么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