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什么讨到你，我的工资？

                                                                                           ——一个女白领的讨薪故事

                                                                       作者：冷玉

（16）2013年2月4日    去劳动监察局的见闻——讨薪的不一定是民工

这几天佳丽还是每天都思虑着如何讨薪。今天，她忽然想起公司的另外一位同事柳x最近也在讨薪。与她不同的是，柳x投诉的地点是朝阳区劳动监察局，而不是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监察局有调查权，但是却只有追讨工资和社保的权利，不能追讨其他的赔偿。劳动仲裁委员会有追讨其他赔偿的权利，却没有调查权。真是奇怪的悖论。

       佳丽想去劳动监察局打听一下同事柳x的案子的处理结果。她无法直接去问柳x，因为虽然说是同事，佳丽却与柳x只有一面之缘，根本谈不上熟识。因为柳x刚到公司，佳丽就被老板派去上海出差了，而她回来之后，柳x已经辞职了。柳x只在公司工作了几天的时间。佳丽也是听其他同事说起柳x辞职，且和老板撕破脸弄翻了的情形。因为柳x离职当日，非要结算工资，但是老板老李不同意，非说要等下个月统一发工资的时候再说。柳x又要求老板老李给他打一张公资欠条，也遭到了拒绝。老板很嚣张地说，从来没给任何员工打过什么欠条。柳x也是不依不饶，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当然，最后的结局毫无悬念，柳x肯定是一无所获。所以柳x选择了到朝阳区劳动监察局投诉。

       对于佳丽来说，朝阳劳动监察局在一个十分远的地方，比劳动仲裁委员会还要远，好在佳丽已经习惯了在讨薪路上跋涉。

       来到了劳动监察局的办公楼，佳丽看到楼里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着，投诉请到出院门左转30米处平房内。

佳丽在想，难道投诉的人很多么，所以要单独开辟出一个办公地点？佳丽走出院门，来到了那个投诉的平房办公室。比起朝阳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办公楼，这里显得有些破烂不堪。里面等候的地方，摆放了一些快餐厅用的那种联排塑料座椅。座椅上坐的是许多衣衫脏旧的农民工，脸上都带着焦急企盼的神情。也难怪，再过几天就春节了，大家都很着急。

农民工作为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用自己的汗水赚取微薄的工资，他们付出艰辛劳动，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却也最容易受到恶意欠薪的伤害，何时才能真正做到“绝不让农民工兄弟流汗又流泪”？眼看着就到要到了年关了，他们还没有领到工钱，还在这间灯光灰暗的房间上演着“讨薪大片”，真是悲戚。

      其实佳丽今天不是来投诉天源公司的，只是想打听一下同事柳x那个案子的处理结果。工作人员让她到刚才那座办公楼里的一个房间先去查案件的编号，查到编号之后，再去看是谁主办的。佳丽又回到了那座办公楼，找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她帮佳丽查了柳x诉天源公司案件的编号，并告诉佳丽这个案子是哪一个组办的。查到是哪一组督办的之后，佳丽又去了那个组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主办这个案子的人在楼上的办公室，佳丽又跑去了楼上的办公室，终于找到了主办这个案子的人员了。

       佳丽询问了这个案子的进展，那个工作人员跟她说，这个案子目前只进行到我们给新疆那边发了协查通告这一步。

       佳丽又问：“请问您是否去过北京的那间办公室了？”

       工作人员说：“我们去过了北京的那间办公室，但是它没有在工商正式登记注册过。按照你同事给出的地址我们去看了，那两间办公室，其中一间在装修，没有人，另外一间是有几个人，但是没有见到负责人。”

      “那您进去的有人的那间，没有看到他们悬挂的公司招牌，办公的桌椅设备么？那几个人没有正在工作么？”佳丽问道。

      工作人员说道：“确实在墙上看到了一个公司牌子，也看到有几个人。”

      佳丽听了这些，相信他们确实是去那个办公地址调查过了。她问道：“那这些还不能证明那里确实是个办公场所么？”

工作人员说：“但是询问之后，那些人说他们中没有人是负责人，询问他们负责人在哪里，也都答不上来。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不承认那里是个办公场所，就说是大家临时聊个天的地方，你也没办法，反正没有在工商注册过，又找不到负责人。“

这真是佳丽听到的最匪夷所思的话了。大家在一个悬挂着公司logo，布满办公桌椅的房间临时聊天玩？原以为在有调查权的劳动监察大队能有什么收获，至少能证明天源公司北京有个办公场所，没想到查到的居然是这么个稀里糊涂的结果。

佳丽对工作人员说：“那老板这不是明摆着钻法律的空子么？“

工作人员也很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说：“算是吧。“

佳丽又问道：“那给新疆那边的劳动监察大队发协查通告能证明什么呢？它在新疆那边确实是合法注册的。新疆那边的劳动监察大队又怎么能证明北京这边有没有办公场所呢？“

工作人员说：“确实证明不了。也只能证明在新疆那边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注册的。“

拒佳丽所知，柳x应该是2012年10月份来这里投诉天源公司的，现在已经是2013年2月份了，居然这个案子还只是停留在给新疆那边发协查通告的阶段。看来不论是走劳动监察还是劳动仲裁的路，都一样是荆棘丛生。

  佳丽临走前想询问一下那位工作人员的办公电话，因为即使他不能证明天源公司在北京有没有办公地，至少他确实到过那里，看到过公司牌子，看到过办公桌椅，看到过几个上班的人，可以证明那位仁xx给劳动仲裁庭写的什么那里是民宅的证明纯属是谎言。但是那位工作人员拒绝了。佳丽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想去询问是什么原因。

  离开的时候，佳丽看到楼道里和那边投诉的民房一样，到处都是讨薪的农民工。民工们很抱团，大都是三五成群一起来的，还有十几个人一起来的，很少有像佳丽这样单打独斗的。

“年底讨薪”几成顽疾，却已并非新鲜事。就像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一样，如今，讨薪的也不一定农民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也不能幸免于难。欠薪呈现了新的特点，从建筑领域一路扩张至各行各业。

但是白领与农民工在遭遇欠薪和讨薪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

比起农民工遭遇明目张胆的欠薪，白领遭遇欠薪的方式相对隐蔽。有的企业以各种借口不发全额工资，致使工资缩水；有的企业无薪加班或者仅是象征性地发一点；更有甚者，不少企业利用虚假年薪制蓄意欠薪，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剩余部分承诺到年底给付，但到时却以各种借口不全额兑现。

关于这点，佳丽有所知晓。她有一位好友小芬曾在一个企业中担任人力资源主管，小芬告诉佳丽，自己很想换工作。小芬有时感觉自己的工作非常罪恶，因为她的工作时负责炒人，而且还要巧妙地炒人，尽量让公司少赔员工钱或者不赔员工钱。尤其让她良心不安的就是他们公司为了不发给公司员工当初承诺的年底红利，所以就在11月份大规模的炒人。

佳丽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湖北一打工者老程遭黑心老板暗算，2013年1月14日，一位缺德的老板拿分文不值的秘鲁币冒充“欧元”发给了他的员工老程。从外地打工回十堰市老家的老程，拿着老板发的工资——4张面值500元的“欧元”到银行兑换，却被告知他手上的纸币根本不是欧元，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比起这样的低级暗算，做人力资源的小芬还给佳丽爆过一些白领们遭遇公司“高级暗算”的猛料。小芬在职期间做了很多令小芬于心不忍却又不得不出手做的的事。比如，因为国家明文规定公司禁止辞退孕妇，公司就命她劝退几位孕妇。这就是职员的悲哀，老板发话，你就必须行动起来。还有一次，公司领导走到小芬的办公室，说了一句“我不太看好xxx。“，便扬长而去。小芬马上领悟了精神，展开行动。但是这位不被领导看好的员工，平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明显过错，该如何炒得他哑口无言呢？小芬告诉佳丽：”其实人都不是完美的，你要是想故意找茬挑他的毛病，是一定能挑到的。“后来小芬终于在医院找到了那个员工的把柄，发现他有半天的病假条是假的，于是顺利地解决了那个员工。由于总做这些得罪人的差事，有时小芬被搞得不得不从公司写字楼的后门进出，以防被那些被炒掉的员工堵住，一顿臭骂。其实小芬也很难做，里外不是人。如果她不炒人，那么就要被炒，都是生存所迫。企业只是一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器，没有感情，哪管他人死活。很多白领就是这样卑微地被公司玩弄于鼓掌之中。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的工厂工人或者工地民工，容易做出一些拦堵交通等群体性事件，他们讨薪手法也比较极端，经常上演跳楼、群访、 爬塔、跳桥等吸引媒体、政府的注意，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比如，2013年1月10日，陕西富平130余名农民工集体下跪讨薪，跪地恳求，只为生存，可谓场面震撼，又令人心酸。此外，还有2013年1月15日上演了民工租戏服扮狄仁杰和元芳讨薪的一幕：两位身着古装的讨薪男子，唱着“请发工钱回家过年”的词，称建筑方拖欠巨额薪资。

而在知识密集型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因为较为分散，鲜有群体性事件，而且基于自身素养和法律意识等考虑，通常采用很温和的方式来讨薪，一般“豁不出去”。相对于农民工，白领很少抱团去集体讨薪，白领讨薪多是个案，且每人岗位工种、计酬方式、维权诉求差异性较大，加上举证复杂，使得白领个人讨薪较农民工群体维权更难。 除个别白领以给用人单位赠送“不支付加班费，不足额缴纳社保”锦旗，给劳动监察部门赠送“不为人民服务”锦旗的方式以求博取新闻曝光外，很少有白领采用激进的或抱团式的讨薪手段。多数白领一般希望能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实在不行才走法律程序，选择漫长的劳动仲裁或者独自吞下苦果，因此也造成讨薪难度加大。

白领维权还有一个特点，即诉求多，虽有合理性，但实际操作中难以逐一满足。白领多具有一定法律素养，即使不懂法的也会通过事先咨询律师、研究法律政策、查询相关判决案例等形式，在维权时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比起农民工只要求拖欠的工资，白领则还会通盘考虑社保、加班费、违约金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诉求。但由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让原本更有知识水平优势、看似更易讨薪的白领，实际上却比农民工讨薪的难度更胜一筹。

白领讨薪耗时更长、难度更大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白领和民工讨薪虽然在立案和法律参考文献上没什么区别，但由于农民工欠薪已经是个社会问题了，除了拥有一些大的法律文件支撑之外，还有劳动部、住建部等多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或者是文件所保护，包括法院都对这一类群体开设绿色通道，所以农民工欠薪在司法程序上更快捷，主法部门的审查力度也会更大一些，而白领欠薪走司法程序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但是民工和白领的共性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都是劳动者。在劳动者获得报酬权方面，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应该是平等的，农民工和白领并无本质区别。这就在法律层面决定了关注农民工讨薪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白领的工资问题。再者，无良包工头可能克扣农民工的工钱，唯利是图的公司老板当然也可能亏欠白领的报酬，甚至于，这种亏欠可能更具技术性、隐秘性。这就使得帮助白领讨薪，更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节选自《我拿什么讨到你，我的工资？——一个女白领的讨薪故事》

                                                                        原文出处：新浪博客 漱玉小轩 作者：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