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平凹《山本》有感
(2018-06-27 10:37:04)分类: 学生小说评论和作业 |
读贾平凹《山本》有感
安徽大学文学院15级 翟思雨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是秦岭大山深处涡镇的山民们,在当时军阀、国军、红军、土匪多股势力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的生存历史。当时的农民,不管是地主还是贫农,全都是小小的虫蚁,无论是谁来了,都会咬上一口,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小命不保。谁来了都一样的要粮要钱要命,后来本村井宗秀成立了预备团,打着保护涡镇的旗号,依然走向了军阀与土匪的性质,最终在与各种势力的战争中预备团走向覆灭。
贾平凹说,《山本》的意思是写山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山的本来面目。可以看到,贾平凹写《山本》这个故事,本意还是写山,写山中的风土人情,写山中的农民,写农民的生活和历史。几千年来的秦岭大山里,人们都在平静地生活着,忽然有一天就来了匪,就有人丢了命,山民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秦岭山民的生活,就成了秦岭野兽动物们的山林争斗史,军阀土匪们就是老虎群狼,而山民们就成了猪羊,为了各自的生存,山民们也自私地算计着,趋利避害,欺软怕硬,为的是能勉强地吃上饭。但其中也不乏陈先生、宽展师傅、陆菊人这样的胸怀宽广,为大众着想,忠厚善良,秉持大道的仁义之士。所有的这些山民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苦。井宗秀的爹辛苦一辈子却遭了匪,最后还死在了茅厕,吴老板辛苦攒了好多的钱,却落得家破人亡,杨掌柜本分守着自己的棺材铺却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一幅幅的画面,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人们的苦日子,苦生活,苦命运,读后令人掩卷叹息。
《山本》书中写死了好多人。土匪杀死的,军阀杀死的,打仗死的,杀人灭口死的,枪打死的,树砸死的,还有扒皮死的,炮轰死的……,反正在书中人死如蚂蚁,说死就死,很容易,很平常,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人命如草芥,人命太贱;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是生存考验,你死我活的争夺。所以说在写红军时,作者也没有显示出多么的仁慈来,其实这正是当时的现实,你稍一仁慈,那人挨过来就会要你的命,所以对地主老财,红军有时也是一灭就是全家子,这或许就是当时的真实。
陆菊人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是井宗秀的理想情人,也是作者的理想情人。陆菊人在书中近乎完美,她也没有文化,但她有着人性的善良和正直,做事守着做人的本分,她爱家庭,爱孩子,爱井宗秀,也爱着整个涡镇,她乐善好施,乐于助人,做事不绝,不置人于死地,所以她也走得最长远。总的来说,《山本》书中坏人都死了,好人都还活着,也印证了那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书中除了井宗秀坟地的寓言,还有山中有好多传说,有孤魂野鬼,也有野兽精怪,鸟类对话,这都增加了《山本》的神秘色彩,使本书成为了一部传奇。
小说气韵饱满贯彻始终,对于秦岭山水草木、沟岔村寨的勾画,对当地风物习俗的描写,清晰而生动,使读者如置身其中。正面描写游击队、政府军、预备旅、保安队、土匪、山贼之间一场场错综复杂的武装冲突,有情节有细节,有声有色,充分揭示了其间你死我活的血腥残酷。人物众多,群像各有面目。
小说里麻县长这个角色的设置意味深长。这个安分的人,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品茗,结识花草,为秦岭写风物志。“他差不多记录了八百种草和三百种木,甚至还学着绘下这些草木的形状。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红叶类的有槭树、黄栌、乌柏、红瑞木、郁李、地锦,黄叶类的有银杏、无患子、栾树、马褂木……知道了曼陀罗,如果是笑着采了它的花酿酒,喝了酒会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鹅花真的开花是像天鹅形,金鱼草开花真的像小金鱼。”这种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仅使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变得丰瞻、茂盛,也有效舒缓了小说的节奏。
也许,贾平凹无意写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山本》在物象、风情的描写上,确实是花了心力,小说的叙事也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沿着故事往前推进,而是常常驻足流连、左盼右顾。这种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写作耐心,也是《山本》在叙事上的新意所在。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最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
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又是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麻县长以他的风物志,表达了他对秦岭中那些渺小生物的有情,多少人忙着革命、斗争、夺取,而他只为这些默然的生命立言。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立言,有点像文人在乱世的际遇,更多是一种无奈,一种软弱人生的余绪而已,但它使无名者留名,让无声中发声,反而得了秦岭的胸襟和气象。
沈从文曾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与麻县长的“有情”相比,更多的人追求“事功”,确实,连绵的战争令生灵涂炭,权力的追逐也漠视生命,那些丰功伟绩、英雄主义的背后,是百姓的疾苦,是人性悲剧的盛大演出。
《山本》里的这种哀矜和悲悯是深沉的。革命的纷乱,涡镇的兴亡,人事的虚无与实有,是一种生活常态。但贾平凹也看到,历史中有多少善美,就有多少丑陋;有多少坚韧的生,就有多少罪恶的死。他不再简单地写乡土的质朴、重义,更不会轻信传统文化的救世情怀,而是很早就看穿了人世破败的真相。
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但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