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门课的感受

08汉语言文学 王姗 F10814092

疏延祥老师的《小说二十讲》这门课介绍了许多当下的优秀小说，开阔了我的视野。对于文学，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通常也只看那些被写入文学史的著作，对于当代尤其是当下的作品，我们往往持鄙视的眼神、失望的心情，感慨真正纯粹的文学已经死了。我们似乎喜欢“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评说，然而，当代文学的现状我们了解多少？实际上是眼高手低了。

我觉得很惭愧，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的阅读视野还是相当狭窄的，除了苏童、张欣、黄蓓佳、韩东（高中时仅仅知道他是个诗人），老师介绍的其他作家，我都没听过。以前，我把当代文学当快餐，听了老师的课，我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

我们之所以会对当代文学失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总是期待着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希望它能震撼甚至改变世界。中国当代难有震撼性的作品产生，是因为产生这样作品的时代已经远去，一部作品能震撼一部分人的心灵就很不错了。能静下心来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人几乎没有了，能静下心来阅读一部伟大作品的人也很少了。

这是一个讲究快速的时代，我们总是囫囵吞枣；这是一个图像复制的时代，我们越来越懒。宁愿花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看电影或电视剧，而不愿像疏老师那样去阅读原著。究竟是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还是我们离文学越来越远呢？

我对当代文学原来应该是一副悲观的眼光吧，现在不能说完全改变，但至少是怀有希望的。首先要认真而广泛地阅读，然后才能对文学现状加以评说，否则，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这门课对我来说，最大收获是学着自己去看，去思考。

小说二十讲除了讲小说，疏老师也讲植物，经常带了植物的花、叶、果或者种子让我们认识，这使我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兴趣增多，一般的文科课程上很难学到这些。

记得小时候，我喜欢在周末约小伙伴一起到田间地头去“探险”，我们曾收集了各种树叶，夹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做标本，有一些是在《自然》书上见过的，能辨认出来觉得特有成就感，有一些就不知叫什么了，当时也没有条件去进一步了解。现在的我们，那份关注草木的心淡了。

疏老师那次带我们游览校园，让我们一下子认识了不少植物，有很多分明是我曾见过的嘛！这些植物，我觉得特别亲切，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也许在哪里听过它的名字，却未曾一睹她的芳容。就像一个住在森林里的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森林里有哪些树一样。也许叫不出那些草木的名字，不妨碍他或她热爱大自然，但是要是知道这些草木的名称，他们一定会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感到自然的神奇。

有时候，我觉得人与自然比人与人更亲近。顾城《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

我喜欢童话，童话应属于幻想类的小说，然而，“童话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在于心灵，不久前看了安房直子的童话集，她的童话弥漫着一种来自原野的味道。安房住在森林的小木屋里，一定对自然有着特殊的爱吧，她的童话里就出现了很多美丽而神秘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是有生命有思想的，比如《花椒娃娃》中的花椒树精，《狐狸的窗户》里小狐狸用来染手指的蓝色桔梗花，《秋天的风铃》里的大波斯菊，《响板》里的悬铃木、绣球花……其实，文学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了解更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文学写作与阅读都大有裨益。

这门课结束了，但对于我的影响还在继续。今后，无论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应该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并且保持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蜗牛徐徐行，终登不二山。

 2011年1月1日记于安徽大学磬苑梅园

人是孤独的存在——读《一句顶一万句》

08汉语言文学 王姗   F10814092

这部小说，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200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2、3期。全文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上部主人公杨百顺，下部主人公牛爱国。一出一回，牵出了几代人的人生、近百年的变迁。

杨百顺是卖豆腐的老杨的二儿子，名叫百顺却百事不顺，跟家里人个个不亲。十三岁那年，因为跑去听罗长礼喊丧丢了一只羊而被爹狠打，他出去找羊，羊没找着也不敢回家。天黑了遇到了裴家庄剃头的老裴，老裴这个不熟悉的人一番嘘寒问暖倒让杨百顺感到了温情，顿时眼泪滚滚。十六岁时，杨百顺与其弟杨百利抓阄选出一个人去“延津新学”读书，老杨听了赶大车的老马的话，两张纸条上都写着“不上”。杨百利让哥先选。于是他去上了“延津新学”，而杨百顺却留在家中做豆腐。杨百顺后来得知“延津新学”内幕，愤然离家，想自己营生。恰巧遇到老裴，老裴介绍他给杀猪的老曾当徒弟。一次独自去杀猪，不经意间说了一句抱怨师母的话，没想到几经转折传到老曾耳里，这话就变成针对师父的了。杀猪的饭碗便丢了。杨百顺又去了蒋家庄“鸿源泰”染坊挑水，因为误放了老蒋的宝贝猴子，这份饭碗也没保住。杨百顺一路逃走，碰到延津教堂的意大利牧师老詹。杨百顺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从哪儿来，但是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于是做了老詹的徒弟，从此改名为杨摩西。老詹费了点功夫，杨摩西得以在竹业社破竹子。不过这个饭碗还是丢了。杨摩西离开老詹，在延津县城四处打零工，扛过大包，挑过水。后来又给县政府种菜。三个月后，杨摩西改名吴摩西，倒插门到“吴记馍坊”，跟吴香香成了亲。吴香香原是姜家的媳妇，丈夫死了成了寡妇。吴摩西跟吴香香说不着，却与吴香香五岁的女儿巧玲说得着。吴摩西不在县政府种菜以后，吴香香跟银匠老高跑了，吴摩西带着巧玲去找，没想却意外失散。本想“假找”的倒让他找到了，然而看着吴香香和老高生活颠沛流离却有说有笑，吴摩西想明白了。他乘火车离开伤心地，一路向西。此时，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却对自己叫啥这个问题感到迷茫。火车的一声长鸣让他想起喊丧的罗长礼。于是，他对别人说“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牛爱国三十五岁前，父亲母亲都跟他不亲，他只跟姐姐牛爱香亲。三十五岁以后，母亲曹青娥开始跟他亲，说知心话，说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说了一段又一段。文中总说“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六十年中常说的一段话”。

曹青娥就是巧玲。当年，她被人贩子拐卖，转了几手，被卖到了山西襄垣县温家庄赶车的老曹家。老曹老婆给她取名叫“改心”，但是改心改不了心，她记得自己家在延津，爹叫吴摩西，娘叫吴香香，跟人跑了。十八岁曹青娥嫁到了沁源县牛家庄老牛家。她一辈子回过一次延津。但是这个延津已经不是她的延津了。

“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指得上不是说他们能帮多少忙，而是牛爱国可以向他们倾诉。牛爱国结婚生子，老婆庞丽娜，女儿百惠。他与老婆不吵，不吵不是因为脾气相投，而是根本无话可说。庞丽娜跟“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传有流言蜚语，牛爱国向杜青海讨主意，昧着心讨好庞丽娜。然而二人的私情被发现后，小蒋一家人反重归于好且更加和睦。牛爱国想杀庞丽娜，更想杀小蒋、杀他儿子。他越想越气，“突然感到自己要离开这里，不然他真要杀人。”

牛爱国在沧州认识了做豆腐的崔立凡，帮他开车。还认识一个朋友李昆——泊头县杨庄镇一个路边饭店的老板。李昆五十多岁，他老婆二十几岁，叫章楚红。牛爱国和章楚红说得着，有了私情。章楚红想与他私奔，牛爱国犹豫不决，母亲曹青娥病危的消息传来，他借机闪了。

曹青娥得肺癌三四年，从来没有跟儿女说过。肺癌让她不能说话，急昏了好几次。在医院，她比划着要回家，回到家好像要找什么，但没人猜到。临死她又能说话了，先呼了一声“天呀”，又喊了一声“爹呀”，就断了气。

后来牛爱国翻到了一封八年前河南延津来的信，署名“姜素荣”。信中说，吴摩西的孙子来了延津，想见曹青娥，有话要说。信中还说，吴摩西当年逃到了陕西咸阳，已死了十多年；吴摩西生前不让人回延津，他死后十多年，他的孙子头一回回来。牛爱国这才知道妈临死前喊的“爹”不是襄垣县的爹爹老曹，而是失散多年的爹爹吴摩西。但曹青娥为什么八年前没去延津，又为什么在临死前找这封信，牛爱国想不明白。

庞丽娜又出了事，跟她姐夫跑了。牛爱国像当年的吴摩西一样，要去“假找”。不知不觉中，他走回了延津。找到了姜素荣，又去找吴摩西的孙子罗安江，可是罗安江八年前病死了。他当年找曹青娥到底要说什么话呢？无人知晓。

牛爱国发现自己心中烦闷的根源其实不在找这件事上。他想起章楚红曾经告诉他有一句话要跟他说，可是号码变了，李昆的饭店也不在了。听人说，两个人离了婚，章楚红一个人去了北京。牛爱国现在想找到章楚红，不是要打听七个月前的老话，而是牛爱国有一句新话，要告诉章楚红。所以，他说还要找。

读刘震云的书一开始读得很慢，有一种读不下去的感觉，等读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才渐渐喜欢。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一个十分擅长说故事的人。从杨百顺小时候说起，说到他几次更换职业，说到他的孤独。巧玲是一个环，将吴摩西出延津和牛爱国回延津的故事连接起来。一出一回，跨越百年，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说”的微妙联系和人生的孤独。

我始终觉得语言对于文学是极其重要的。诗歌、散文中语言的重要性自然不必说，至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者往往会不太注重语言，特别是那些在仓促时间里完成的作品，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写成的快餐式作品无疑是缺乏营养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可能主要就是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说莫言那部用不到两个月写成的长篇小说，很多语句完全可以删去。鲁迅先生在《答北岛杂志社问》中说：“写好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把sketch材料拉成小说。”同样地，宁可将可作长篇小说的材料缩成短篇，决不把短篇小说的材料拉成长篇。比起华丽的辞藻，我更喜欢简洁平易的行文。

我原本感觉《一句顶一万句》语言似乎很啰嗦，然尝试换一个说法，但都不及原文的简洁。

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标志刘震云的又一次转型——“日常叙事”转向。确实如此。从小说内容来看，讲述的均是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从叙述的言语来说，也很像作者在跟读者讲故事。小说中常常会有“也不是……也不是……而是”、“不是……也不是……还是”之类回环反复的句式。比如：“曹满囤不是说曹满仓家不能买孩子，也不是因为曹满仓家买了孩子，不会再过继他的大儿子，无法承受曹满仓的家业，而是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曹满囤商量。商量不商量也不重要，能看出曹满仓两口子买这孩子，是故意跟他致气。”这样的话语十分具有亲和力，接近唠家常，是这部小说的标志性语言风格。《一句顶一万句》就是要用这样简洁朴实的言语诉说一群平凡人的人生。这种朴实的语言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几句话就能说出一个故事、几句话就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一段话下来，人物身上已几经波折，人物的特点以及他与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凸显出来。

幽默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有点像贾平凹的《高兴》，说的都是普通人甚至是下层人物。不过《高兴》是更加搞笑却让人对自己的笑感到惭愧，笑着笑着就想哭，因为那本身一个悲情的故事。而《一句顶一万句》的幽默只是令人淡淡一笑，仿佛曾经在什么地方亲见过这个场景。

故事很简单，没有后现代主义惯常的游戏或迷宫性质，有的只是平铺直叙，读者不需动太多脑筋，安心做一个听故事的人即可。在叙事方面，《一句顶一句》颇有话本小说风味，简明通俗。

有人批评作者以俯视的态度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就像美国黑人女作家批评《阿Q正传》的理由一样。对于这一点，我想为《一句顶一万句》平反。如果说《阿Q正传》里的人物都是缺乏灵魂的，那么《一句顶一万句》中那些平凡的底层人物却是有灵魂的；如果说《阿Q正传》里人物的生活都是形而下的，那么《一句顶一万句》里要说的正是形而下的东西，比如孤独感、比如信仰。

中国向来缺乏信仰，并不是说只有宗教才是信仰，宗教只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找到自己的信仰罢了。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并不是一模一样的。《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牧师老詹，他年轻时就从意大利来了延津，毕生致力于发展主的信徒，六十多年一共发展了八个教徒，加上杨摩西一共九个。他图的是什么？没有钱没有利，人们还很不理解，可是为什么还要做？老詹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传教，最后也是因传教而死。老詹动员别人信主时说：“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三个简单的问题够一个人思考一辈子。生活常常让人迷失自我迷失方向，唯有坚信一种高高在上的虚幻，人才能走出来。吴摩西喜欢罗长礼的喊丧，因为喊丧是虚的，生活太实了，太实际的生活让他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而当他后来在开往咸阳的火车被人问起姓名时，一种对自我的陌生感涌上心头，他答不上来。杨百顺是谁，杨摩西是谁，吴摩西是谁，我是谁？他突然之间仿佛又听见罗长礼的喊丧声，于是毫不犹豫地说自己就叫“罗长礼”。罗长礼在小说中明晰出现的地方并不多，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时时提醒着人们“虚”的重要性。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爱与人喷空。喷空就是将有影的、没影的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下去。“喷”的内容毫无意义，然而在“喷”的过程中却找到了存在的感觉。

杨百顺在染坊挑水时没人可以说话，看见老蒋的第二只猴与自己初来时的处境极其相似，于是对猴说知心话。

吴香香与吴摩西说不着，却和银匠老高说得着；庞丽娜与牛爱国说不着，和小蒋说得着；章楚红与李昆说不着，却和牛爱国说得着。这些婚外情的发生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无话可说。

人总是需要一个聆听者，否则会憋死，沉默的人不可避免会感到孤独。夜半青灯，一宿无言，有的只是感慨有的只是孤独。人生本就是孤独的存在，只是纷繁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暂时忘却了这种感觉，一旦静下来才发现孤独从来未曾离开。

老詹二十六岁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巧玲也就是曹青娥五岁被卖之后只回过一次延津，回去之后也是物是人非。他们不感到孤独吗？小说中似乎没有说，然而老詹在他的教堂设计图背面写下的：“恶魔的私语”，曹青娥梦见的她几个爹爹的影像，这些不都是孤独的“杰作”吗？

小说跨越百年，但对政治时代背景却有意无意地回避。通过细节，比如上部里的煤油灯，下部里的拖拉机以及后来的手机，我们可以猜想到，肯定经过了抗日战争、“文革”、新时期，然而作者故意回避，因为他要说的并不独是某个时代的人，而是各个时代的人，孤独是人人会有的一种精神境界。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孤独都是存在的。所以，有的人拿《一句顶一万句》与《百年孤独》作比，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姑且不论，就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前者确有一种遥远的沧桑感。

《一句顶一万》作为“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无论从语言、结构，还是丰富的内容与寓意来说，都是比较成功的。

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很多关注现实的作品。关注现实，一种是关注生活的真实、一种是关注心灵的真实。比如打工题材文学、官场文学。文学的本质或许就是要表现一种真实，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要表现人内心深刻的真实。

疏延祥点评：

你还看完了，我读了几页，看不下去，总觉得语言拗口。感觉和他的《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差不多，没有《官人》那类的好。不过，你说的有些道理，这也表明你有足够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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