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时候，全家都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尤其是我模拟考试后。一天我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学习，觉得很累很累，就在小本子上写了篇文章，千来字，是以一个男人的口吻写的，大意是说，我追求一个姑娘，追得很辛苦很辛苦，我知道她有很多毛病，但我没有选择，必须去追求她。可能我在得到后不会珍惜，可能我会最后一无所获，但我现在没有选择……写得非常非常悲观。

写完后，我上洗手间去了，本子摊开放在那里。等我从洗手间回来，看见妈妈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那堆话，表情凝重，她对我说：“高考不是唯一选择，但是最好的选择，我希望你离开贵州，希望你走出去。”

然后一路走啊走，今天成了这个样子。在这些年里，有过大学玩先锋话剧时期的“文艺”，有过刚工作时候的奋青，有过身为记者，良知与工作抗争的时候，但我从来没考虑过离开中国。

我很清楚，出去旅行是一回事儿，生活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我习惯这里的生活，我的朋友，我习惯的工作方式也在这里，我的父母也在这里。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是，但相信这只是一个过程；虽然也碎碎念，但相信大方向还是好的。说我是碌碌小白领也好，或者南漂，什么都无所谓，也比到国外去重新适应环境、文化，甚至从语言开始生活要好。

但这次山西的疫苗事件，把这些心理底线全部击碎。这么说吧，过去多少还是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作为一名记者，理论说来是最接近真相的一群人，但也因为如此，需要更多的心理暗示让自己“少安毋躁”。不过强行压制，不代表就已经解决了。

这个事情，一下子让我的信心降到了谷底。

而此刻，我的家乡正在遭受严重的旱灾。温总理的视察让人动容，但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需要的是水，而不是一再让老人家出来表示“党的态度”。之前做什么去了？旱灾是一天形成的吗？

为什么要这样一再考验民众的认知和承受力？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来广州玩的姐姐们在聊着逛街的收获，我看了看微博，然后问她们有没有考虑过移民？

她们说现在很好，不习惯国内，国内很好，不想再去适应外面的文化……这样的想法和我过去是如此一致。

难道是我想多了？

读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一定要离开贵州，只是觉得出去看看挺好的，如果一定在贵州，也有在贵州的活法。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来爱这个环境，如何能“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