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可能会理解，孟京辉版《等待戈多》的出现，是多么强烈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出戏不再是剧本朗诵或者与观众的僵持，这回是真的荒诞和真的深情，是第一部让你想哭的荒诞剧。

感谢贝克特，祝贺孟京辉。

其实，这出戏也是磨难最多的。

最早是计划在1989年的12月31日公演，算是彼此心目中的八十年代的收尾。地点就安排在中戏操场的煤堆上，那是我们心目中荒诞与诗意的双重巅峰。然而机警的校方及时干涉。演出被迫取消，无从发泄的几个年轻戏剧人就穿着军大衣在图书馆门口和煤堆之间走来走去念剧本，一个叫王世同的朋友拿机器拍了一些片断（这片断后来用在《孟京辉先锋戏剧作品》里面，算是1991版《等待戈多》的花絮了）。

后来读剧本读得冷了，需要活动活动，大家把剧本一扔，开始踢球。

孟京辉还是谆谆教诲着大家：“跑动要积极！”

是啊，跑动要积极。老孟一辈子就是靠这句话撑着。

他和他的伙伴们，怀揣一个死死信赖的外国剧本，遭遇着最本土化的麻烦，每天与学生处教务处校卫队甚至宿舍管理小组周旋，寻觅所有排演的时机。后来成为孟京辉夫人的廖一梅，曾经偶然在办公楼的窗前，看见孟京辉追着表演系一位女老师苦苦求恳，从操场这个角追到剧场后门，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整个操场，他一直没犯急，一直在好说好商量，从背影都能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么诚恳。老孟当时求的就是一个成全，让一个男演员晚几天参加汇报，好把《等待戈多》多演两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当然未遂，《等待戈多》就演了三四场，但是，已经是胜利。

学校毕竟愿意借出四楼礼堂（然而，灯是不肯借的，还要另外想办法），演员胡军，郭涛，雅特，王涛均已到位。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四楼礼堂，看见的是暮色中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他们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刷到后来，老孟认为，玻璃也必须刷白，这样才像教堂般封闭，医院般恐怖。

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天亮的时候，这些人醒了，从礼堂出去，解散之前还在门口照了张相。那时候中戏基本还在沉睡，除了廖一梅，没人知道这几个合影的家伙，有着何等猖獗的蓄谋。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是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这回到了《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每晚演到结尾，胡军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刷白，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象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门窗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

也许吧，也许能理解荒诞的人，总得有点私人恐惧。

到了结尾，跟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剧场灯暗，外面走廊的灯却亮了，于是有长长的投影，一个瘦小的男子走进来，没说话，然后，两个流浪汉过去，把他静静的掐死了。也许他就是戈多，也许戈多来了，但是来了又怎么样，来了我们也要把你弄死。

这个绝望而粗暴的处理，是另一重境界，至今思之难忘。

被掐死的瘦小男子，扮演者是西安人，名字叫张楚，这出戏的音乐也是他的创作。那时候他老在我们宿舍楼里晃，这屋睡两天，那屋睡两天，穿一件深蓝色的海军大衣，不酷，像个来寻兄长商量什么家事的弟弟，像一个文静的中学生。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等待戈多》的T恤衫，紫色的，上有作者贝克特的头像，不知是谁的创作。我不是剧组里的人，T恤是硬要来的。

还有一件纪念品是该剧的说明书，孟京辉的导演阐述实在是用词华丽，结尾倒引了一首朴素而深刻的小诗：“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诗的作者是法国的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写到这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孟京辉，问起《等待戈多》还有什么八卦可言。结果，他强调了一个细节，就是人家胡军抡雨伞砸玻璃的时候，他最担心碎玻璃掉下去伤到人。所以每一扇窗户外面，他都专门安了窗纱，兜着严严实实。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吧，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狂放却也周到，恭谨而终究叛逆，我们辛辛苦苦的谋求了一点撒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