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新华网发起的“关于我国少数富人公开花钱超生遭社会各界质疑”引起很大讨论。
案例无外乎“近年来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本非常隐匿的超生行为,逐渐公开起来。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难道用金钱就能买到“超生通行证”?”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案例确实是少数,很少数,比起农村盛行的超级游击队来说。以上海为例,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说,富人超生现象在广州并不是很普遍。2006年上海人口计生工作的目标为:全市常住人口出生13万人左右,人口出生率7.1‰左右。3年富人超生仅仅84例,也就是万分之一到二,而富人在社会总体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五左右。记者们援引的数据正是对自己的反正,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按照人口学的常识,高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是偏低的。这从发达国家低生育率与发展中国家高生育率对比可以看出,无需赘述。富人名人超生甚少,实在不足挂齿。
其次,这个问题既然抛出来了,怎么解决?解决的方案是现成的。目前规定执行的也是经济处罚措施。我认为在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处罚金额,生育的胎数和罚款金额以几何基数增长。比如生二胎罚10万,三胎就是20万,四胎就是40万,五胎80万,这就是社会抚养费,即社会成本。中山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我在中大社会学系读本科时候的老师)说,“只要缴纳得起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就很难控制超生行为。
”可以理解。这也是富人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
新闻炒作可以休矣,因为前提是荒谬的。舆论媒体和公众进行良好沟通,处理好公共关系才是媒体使命所在。
多说几句,不谈超生,先说到底要不要生孩子?作为一个城市青年,答案是否定的。
宏观上讲,不生符合我国人口过多的现状,符合计划生育的国策;从微观上讲,一是生孩子都是赔本的生意(帐就不算了,付出和汇报很不成比例),所以没必要生;二是生了孩子要给他/她很好的待遇,在好医院出生,上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帮助气成家,继续接受其“啃老”等等都是很大的成本,一般城市父母是很难做到的。生或多生孩子是不是对孩子不太负责?冷静的想,大部分的城市青年是没有条件生。现在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使8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2007年开始中国就业人数开始下降,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2020年左右可能就名存实亡了,在往后就有可能鼓励生育了。
要不要孩子,这是个问题!要不要再思考,那是上帝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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