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份以来，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多数炒房客也成为裸泳者。李金东就是其中一个被深套而“猝死”的典型，不久前，他还是一个有着亿万资产的炒房客，如今他成了住每月300元农民房的清贫一族。（据《重庆晚报》报道）

　　一个人的炒房史也是一段房地产发展史。李金东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从诱惑、波澜、疯狂到归零，相信没有人比李金东这样的炒房客更能近距离的体会楼市。不过，这段历史，不仅只有炒房客是悲剧角色，我以为那些被高房价创伤的买房人同样高兴不起来。

　　　对于李金东的悲剧结局，尽管大多数人以痛骂来泄愤，以“活该”、“ 大快人心”等词汇来表达胜利，但在我看来，炒房客的悲剧史里没有多少赢家：政府为高房价而大伤脑筋，买房人为高房价而过上“房奴”生活。即便是少数赢家之一的开发商，也把自己推到泥潭难以自拔。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深圳现象，因为据说深圳有七成房子被炒卖。但在我看来，只要房价是被“炒”起来的、存在泡沫成分的城市，都有可能重演深圳的故事。如果，哪个城市房价炒的越猛，泡沫越大，这样的城市同样逃不脱惩罚。因此，对于深圳的炒房悲剧不能当例外来看待。

    同时，深圳的炒房悲剧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房产虽然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但更多的属性还是消费，如果脱离了消费这个基本属性，而一味看重投资属性，必然要遭遇失败。房子的基本功能是解决居住，这是常识，即便是当作投资品，也要遵循基本常识。让人遗憾的是，即便是在房价趋降的今天，很多开发商依然将房产的投资回报率吹上了天。

　　　在我看来，即便类似于李金东这样的专业“炒房客”全部被挤出房地产市场，但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挤出房价的泡沫。这是因为，中国楼市距离健康态势还有很远的距离，楼市依然存在着“潜在炒家”。况且，即便是深圳的专业“炒房客”，也并没有彻底被清理出来。

　　　李金东之所以从上亿资产变为民工，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对形式判断不准，以为楼市回暖有望。对聪明的炒房客来说，应从楼市调控政策和楼市异常的高温中嗅到异样气息，以便抛售多少套房让自己好“过冬”。 那些理性的楼市炒家，手里依然掌握着一定数量的房源。另一方面，是过于贪心。比如，2007年9月底央行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就出台紧缩政策，但李金东在2007年12月和2008年1月又接手了近20套房。

　　其实，目前楼市除专业炒家“冬眠”外，还隐藏着另外一些危险的“炒家”。一是地方政府。由于楼市宏观调控和货币紧缩政策，使得房价进入下行通道，对地方政府来说，不仅土地收益大幅缩水，而且来自房地产的相关税费也减少很多。在很多地方，“土地财政”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多。过去，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楼市重要的炒家，如今即便不能再明目张胆的去炒房，但也是不可忽视的“潜在炒家”。

　　二是开发商。房价这么高，与开发商炒概念、炒地段、炒投资回报等“炒功”有关。目前，身处泥潭的开发商不会坐以待毙，很可能会通过各种变相手段来“要挟”政府尽快给楼市“松绑”。几天前，某开发商就公开要求政府尽快给楼市“松绑”，理由是房地产是支柱性行业，牵一而动全身；不救楼市，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资金都难以保障。

　　三是商业银行。过去，开发商不管是囤房还是囤地，底气多来自于银行，因为银行是开发商的利益共同体。现在，一方面，开发商有可能逼银行就范，另一方面，银行很可能主动参与炒房。今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深圳分行集体违规对抗宏观调控就是一面镜子。这四大银行的违规行为虽然被制止了，但依然是“潜在炒家”。如果调控政策稍有松懈，银行还会变相“炒房”。

　　四是手持热钱的国际炒家。

　　依笔者之见，稳定房价，打击炒房，不仅要针对专业炒房客，更要有办法应对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国际炒家等这些 “大炒家”。尤其是，要维护一个健康的楼市，不能只是出台临时性调控举措，而应该完善相关制度，用税收等手段从根本上抑制炒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