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部委正在部署房地产市场全面“反腐”之际，素以大胆敢言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日前在南京分析“宏观调控下的中国楼市”时，也不谋而合地指出，调控楼市最根本的做法是反腐。（《扬子晚报》报道）

   的确如此。楼市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的重要阻力。虽然说，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但相对应的楼市权力监管并未跟上节奏。既导致了从上到下的诸多不满，也让今日之楼市处于“调了白调”的尴尬状态——国家发改委3月份的房价统计显示，70城市新房均价同比上涨6%，其中深圳上涨10.7%，长沙上涨10.1%，北京上涨9.9%，广州上涨8.6%。不但使反腐成本不断在加大，而且反腐行动如果不彻底，反而打草惊蛇，助长了腐败行为的抗药性。

     郎咸平认为，房价上涨的原因既非地产商暴利、政府地价提高，也非游资介入，其本质是“腐败”。这种截然把暴利、地价、游资与房价上涨分开的观点，笔者认为尚需探讨。应该承认，地产商暴利、政府地价提高、游资介入之所以存在，既与楼市反腐不力关系紧密，更与房价持续上涨关系密切。至少说，高房价、高受益为官员腐败、地产商暴利等行为提供了诱惑。

    其实，调控楼市不力，既有腐败这一因素的影响，也有楼市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到销售环节等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制度安排的诸多不合理，才有了一个项目需要跑规划、国土、建设、房管、工商、税收、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多个部门，托各种关系，要盖一大串公章的现象。

    这样的制度安排的本意是层层设卡，避免权力独揽，让楼市权力在多双眼睛的注视下运行，形成一张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的网络。但是，这一制度安排的良好初衷并未如人愿。相反，“土地关系网”、“金融关系网”等官商勾结网络越张越大，越来越不易被捅破。把权力监督的关卡变成了吃、拿、卡、要的关卡。我们必须清楚，是由于不合理制度导致了腐败，而不是由于腐败产生了不合理制度。

    正如中新网4月17日报道的那样，之前担任房地产主管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之后又担任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负责人，在许多房地产项目中扮演土地中介角色，进而导致开发商不惜百万年金竞相聘请。这就是官员离退休制度安排的不科学之处，至少为一部分行为不端的官员创造了二次腐败的机会。正是因为制度设计让一部分官员“离而不休”，才有了这些官员有继续发挥残权余力的机会。要知道，很多国家为防止官员们离开岗位时携带权力资源，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而这些回避制度在我国还是空白。

    还有，滋生楼市不合理怪相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财税制度的不合理。尤其是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在税收上吃“小头”，收入来源委琐导致地方官员集体哄抬地价、房价。

    房地产制度缺陷的另一个现象是权力运行处于灰色地带，既乏权力监督，又乏权力约束。某开发商曾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也就是说，如果楼市权力运行通道不阳光，必然增加楼盘运营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要买房人来埋单。

     因此，在反腐的同时，或者在反腐之前，首先要从制度上着手，用尽可能完善、科学的制度把那些涉及权力寻租的环节削弱或者取消，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提高执政效率；其次，通过调整制度安排，把先前开发商竞相聘请下海土地官员的现状，努力改变为开发商围绕房子质量、价格竞争的局面。总之，调整好公开、公平、合理的房地产制度，既是楼市调控的基础，也是楼市反腐的根本。

    注:本文同时刊登于5月15日出版的《楼市》杂志评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