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究房价涨幅的责任，目前舆论有三个指向：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在一些针对性政策出台之后，炒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冲动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而削弱，反而结成利益共同体。

      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主导力量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与宏观调控和民众博弈，一是地方官员集体及个人面临利益诱惑，以冒险来换取政绩和金钱受益，以为中央鞭长莫及难以监督；二是想方设法钻政策的漏洞，中央强势调控政策在地方被弱化，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不及时制定廉租房建设制度；三是以各种名目繁多的借口，来掩盖其托市并哄抬房价的事实。

     最后一点尤为突出，笔者认为可以从部分地方官员的公开言论来窥视他们的普遍心态。譬如，对于宁波市２００６年房价同比涨幅为2.2％，当地一位领导干部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对这个“极低”的数字表示“痛心”，并表示这样下去，宁波的房地产行业“非死不可”。对于这个官员的这个表态，民众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曰这个官员该查办；二曰这个官员说出了其他官员的心里话，勇气可嘉。但是，用“非死不可”来要挟楼市，房价焉有不涨之理。在官员们内心，似乎宁波的房价同比涨幅与兄弟城市持平，或者大大高于其他城市才开心。

     再如，居于全国房价涨幅榜首的深圳，该市房产局负责人称“符合市场规律”（《第一财经日报》3月23日）。他的理由是：“市场的东西应该让市场去决定。房价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跟股票市场一样，无法说清明天是跌还是涨。”这是典型的借市场规律之名，行逃避责任之实。且不说股市与楼市本不同，单说“无法说清明天是跌还是涨”，就可以发现，这个官员在说假话。首先，近几年来房价从来都是只涨不跌的。其次，涨或者跌，政府都要负一定责任，否则就体现不出政府最基本的公共职能。涨和跌，岂能只以市场规律来儿戏？

     地方政府还有一种假大空的借口来逃避房价涨幅责任。例如，2006年6月呼和浩特某官员坚决地表态：“呼和浩特房价不存在泡沫”，“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但是，以上这些说辞，并没有面对该市市民按照现有的工资标准“不吃不喝10年也买不起一套房子”的现实。再说，民众是要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但如果没有享受到甜，反而躲不开痛，那就与发展经济的本意不符。

     还有一种逃避房价涨幅责任的办法开始隐显。如面对民怨极大的高房价，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今年两会期间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降下来，劝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买房。在通过建设限价房、保障性住房来达到缓解房价涨幅的同时，允许单位自建房也在广州风声水起。这不免让人担心，广州有通过开禁单位自建房来达到拉低平均房价的嫌疑。但是，单位自建房如果不及时统一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

     面对高房价，除北京、广州等个别城市主管领导承认确实增长过快外，大多数城市或默许房价继续快跑，或以各种借口推托领导责任。对此，建设部3月22日表示，将会同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涨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要限期整改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笔者以为，如果能把口号式的吓唬变成切实的行动，如果问责之前有充分应对地方官员逃避房价涨幅责任之策，那么击破地方官商利益同盟就为期不远了。如果失去地方政府这个靠山，开发商也就变成皮之不存的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