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悍妇”

文/晏建怀

古代既是宗法社会，也是男权社会，妇女对于男人，是一种依附关系，在男人面前往往唯唯诺诺。所谓“举案齐眉”，不敢仰视，就是古代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然而，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翻阅宋人的野史笔记，却发现有许多“悍妇”跃然纸上，读罢让人忍俊不禁。

北宋陶穀所著《清异录·女行门》“胭脂虎”条载：“朱氏女沉惨狡妬，嫁为陆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语曰‘胭脂虎’。”意思是，陆慎言老婆朱氏狡黠妒悍，陆慎言惧内，对妻子言听计从，他任尉氏县县令时，连衙门政务都由妻子定夺，悍妻干政，一时成为笑柄，县吏和百姓都称朱氏为“胭脂虎”。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陈季常”条载：“陈慥，字季常……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陈季常，出身于名宦之家，自己却终生未仕，晚年隐居黄州（今湖北黄冈）岐亭，与贬官于此的苏东坡成为了好朋友。陈季常性格豪爽，喜欢结交，好蓄歌姬舞女。然而，这样一位率性高士，家里却供着一位悍妻柳氏。每当好友造访，宾客盈门，如果有歌姬舞女在场，柳氏就会妒性大发，用杖猛击屏风，耍泼吵闹，让宾客们不欢而散。苏东坡移居常州后，特地写了一首诗寄陈季常调侃此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此诗太妙，比微博更快地在士大夫间疯传，“河东狮吼”从此成了悍妇专属。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载：“尧章（姜夔，字尧章）尝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张仲远家。其室人知书，性颇妒，宾客通问，必先窥来札。尧章戏作百宜娇词以遗之，为所见，仲远莫能辩，则受其指爪损面，不能出外。”姜夔曾寄居朋友张仲远家，张仲远家有悍妻，颇能识字，凡丈夫的来往信札，必自行拆开，先睹为快，如同今天那些抢老公手机看短信的妒妻。姜夔看不惯，写了一首《眉妩》（词牌名，别名《百宜娇》）词，寄给张仲远，词曰：

“看垂杨连苑，杜若侵沙，愁损未归眼。信马青楼去，重帘下，娉婷人妙飞燕。翠尊共款。听艳歌、郎意先感。便携手、月地云阶里，爱良夜微暖。

无限。风流疏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日闻津鼓，湘江上，催人还解春缆。乱红万点。怅断魂、烟水遥远。又争似相携，乘一舸，镇长见。”

词中大肆渲染青楼访妓的艳遇和风流，调情调得诗情画意，嫖妓嫖得百媚千娇。信札寄来，张妻拆阅如旧。不可想象，这样一首“青楼日记”映入悍妻眼帘之后，她的肺要气炸到什么程度。张仲远果然百口莫辩，悍妻果然上演“全武行”，不但动口，还动手，指爪全上，将丈夫的脸抓得鲜血淋漓，伤痕累累，最后没法见人。得知结果，姜夔是否后悔自己的鲁莽？

宋朝既有“悍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还有点活力，否则，女人们三从四德、裹脚深闺，那还不是一团死气？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宋朝是一个妇女地位很高的时代，相反，宋朝很多出身贫寒的女子，其社会地位是极低的，将她们当作商品一样卖来卖去、当作物品一样送来送去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如绍熙二年（1191），姜夔去看望退休归田的著名诗人范成大时，范成大便因姜夔赠其《暗香》《疏影》二词，一时高兴，将家中歌女小红当作“礼物”回赠姜夔，姜夔因此留下了《过垂虹》一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说有点活力，只是对其他朝代而言，宋朝是一个妇女个性相对比较开放的时代。像许多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喝酒、听曲、下棋、郊游、写诗、填词，如李清照、朱淑真、张玉娘等，皆是才情四溢，活脱潇洒，性格张扬得很。唐朝也不错，据说唐朝人对妇女再婚并不在意，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统计一下《新唐书》，会发现公主改嫁者数十人，有的甚至还三嫁。又如唐朝女诗人李季兰，曾主动追求诗人朱放、“茶仙”陆羽和诗僧皎然等，闹得几个大男人反倒羞涩躲避，多么开放而又自然。后来到了明朝，随着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思想的普及和灌输，才有了誓死不改嫁的“烈女”（以前称列女）。妇女最屈辱的时期应该算清朝，把脚裹成三寸金莲，看你还怎么疯、往哪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