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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2010-02-22 11:48:35)
标签:

文化

杂谈

分类: 乱红飞过

    当今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官员?律师?演员?但肯定不是教师。有专家曾在2009年综合行业动态、社会地位、薪酬标准等因素,评出当前最热门的10大职业,排名依次为:公务员、飞行员、网络营销工程师、医生、园艺师、理财规划师、公共营养师、动漫绘图师、职业规划师、销售员。教师排哪?不见。历史上对教师职业也曾有过“天地君亲师”的排行,仅位于皇帝和祖宗之后,地位之显赫显然非一般职业可比。而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作为肩负着人类灵魂指引和国家未来栋梁培养重任的教师,其职业对社会的影响倒日渐式微起来,是颇值得人深思的。
    公务员职业受追捧与教师职业受冷遇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说明在择业上,相对于表面伟大崇高实则清苦寂寞的教育事业,人们更愿意选择立竿见影就能获得权力和利益的公务员职业。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教育不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没有一批甘心情愿、前赴后继为教育事业献身的教师或教育家,国家就不能富强,民族就无法兴旺,持续发展更无基础。所以,时代需要一大批忘身于教育的从业者,时代更需要一大批真正的教育家。因为,真正的教育家贡献给社会的不仅是其学问体系,还有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和独标高格的学者风范,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其学问和精神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学风、世风和时风,然后星火相传,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坚强动力。
    在中国,堪称这种教育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当首屈一指。1916年底,49岁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之前,北大并不以学术与自由著称,许多学生在此不过镀镀金、混张文凭而已,据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当时最受学生们欢迎的不是学富五车的教授,而是政府部门派来兼课的官员,学生们攀龙附凤,希望将来得到提携。腐败、昏聩、不学无术,这就是当时北大给人的印象。蔡元培到来后,首先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在校第一次演讲时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教授“当有学问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并着手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这些思想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可以奉为圭臬的教育理念,尤其对现行教育体制具有参照意义。经过蔡元培“十年磨一剑”的努力,北大以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和自由独立的人文精神屹立于中国大学的巅峰,尤其是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对当时和后世,则更是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而影响至深了。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位教育家让师生们感动不已,他就是当时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先生。他不经商,不做官,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唯以教育事业为奋斗目标,以创办中国一流大学为己任。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曾经留下过“三拒高官厚禄”的故事,传为美谈。在1930年代,他的同学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多次劝说时在岭大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每次都被他拒绝;抗战胜利后,与他同为广东文昌人的老乡宋子文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外长,力邀陈序经担任驻泰国大使,并不无感情的说:“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泰国旧称)华侨的欢迎”,陈婉言谢绝;1949年,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也为陈所拒绝。从1928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开始,陈序经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为许多名教授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被陈寅恪、姜立夫等引为知己。
    让人颇感奇怪的是,在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时局动荡不安的国难之际,蔡元培、陈序经们在当时的教育界并非个案,当时投身教育、献身教育、以教育为终身奋斗目标的人们竟多如满天繁星一般。无论是开创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先河的陈鹤琴,还是一生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诸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的晏阳初,抑或在平津沦陷后,为组建西南联大而想方设法的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们,民国教育家真是灿若星海,那为国家和民族而诲人不倦、奔走呼号的激情至今让人感动不已。当时,岭南大学还有一位中文系教授冼玉清,她在1920年代便发出誓言:“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她甚至为教育事业终身不嫁,并发出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肺腑之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冼玉清的父亲是东南亚一带有名的富商,给冼玉清在香港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足以让她过着优裕富足而且悠闲的生活,但冼玉清选择了教育,而且一生忠贞不渝地投身教育事业,值得我们崇敬与深思。
    蔡元培、陈序经、冼玉清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执著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在感动着我们。实际上,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把教育事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生命,这不仅源于他们对国家富强的梦想,源于他们对人才培养的信心,还源于他们不为名所缚、不为利所动、不为一己之得失而轻易改变初衷的执著,折射出“五四”以来中国教育家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历经漫漫岁月的洗涤而不失其夺目的光泽,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趋权逐利渐成世风乃至到厚颜的时代,这种精神显示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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