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家中像往常一样平静。饭后，我从外面锻炼回来就趴在网上鼓捣着照片玩，丫丫姥姥也照例搂着丫丫睡下了。

屋子里除了丫丫发出的轻轻的呼吸声和暖气管道里微弱的嘶嘶声，没有一点动静。一切都那么地安静，都那么地祥和。

十点半左右，我稍感困顿了，便关了机准备睡觉。我刚从卫生间走出来，就忽然听到主卧里丫丫“啊”地一声哭叫。随即丫丫姥姥焦急地万分地喊道：“老刘，老刘，快过来，丫丫吐了！”

 

我闻声后几个箭步就窜进主卧里，打开灯，只见丫丫姥姥坐起来将丫丫抱在怀里，丫丫睡觉的小褥子上、枕头上都吐上了一大摊呕吐物。

 

丫丫难受地卷缩在姥姥的怀里，头趴在姥姥的肩膀上抬不起来，嘴里哼哼唧唧地叫喊着，一脸的痛苦状。我赶紧收拾了丫丫吐脏了的被褥，凝神观察着丫丫的进一步表现。

 

丫丫稍微平静了一小会儿，就又开始有了呕吐反应，啊啊了几声就想吐。我连忙用痰盂去接，结果还是吐了丫丫姥姥一肩膀。

 

我心里暗暗地分析判断着丫丫的病情：只要现在稳定住，不再吐了，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吃东西吃的。如果再继续吐，情况就不大好，必须赶紧去医院看大夫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丫丫还是呕吐不止。起初丫丫姥姥还数着次数，后来就没法数了，已经不计其数了。食物吐没了，就吐粘膜，粘膜中还带着一些黄色的东西，应该是胆汁。

 

这时，我的心里开始不安起来，告诉还是不告诉丫丫在济南的爸爸妈妈呢？不告诉他们吧，怕丫丫有什么闪失；告诉他们吧，他们一定会担心害怕。

丫丫姥姥坚持不告诉他们，但我还是决定告诉他们。因为丫丫发病毫无征兆，睡前还玩得好好的，喝了180毫升的奶粉。起病急，呕吐厉害，应该不是一般性的消化不良。

 

他们知道后，可以联系咨询济南的大夫，随时掌握丫丫的病情。担心是肯定的，而及时判断丫丫病情才是最重要的事儿。于是，我拨通了丫丫妈妈的电话，将丫丫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电话里和丫丫爸爸妈妈商定，先去附近的当地医院给丫丫看病，然后根据情况再做下步打算。

 

于是，深夜十二点钟，我和丫丫姥姥抱着丫丫去了一家当地医院。冬天的午夜里，星稀月暗，寒气袭人，微亮的路灯下不见人影，街面上寂静地落下一根树枝都能听得见。

 

我们来到医院，这里早已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和躁动，整个医院似乎疲倦的进入了深度睡眠一般。灯光里偶尔见得一两个保安在远处晃动，乍起的北风吹得门口挂帘哗哗作响。

我们抱着丫丫来到了儿科病房，一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女大夫坐在护士站里正在打盹，见我们抱着孩子进来就起身问询："怎么了？"丫丫姥姥就一五一十地详细叙述了丫丫的情况。

 

那位女大夫随即拿来一只体温计不冷不热地说：“先测测体温。”然后指着我说：“你去挂个号。”丫丫姥姥给丫丫测体温，我就跑去挂号了。

 

挂号处，设在医院的入口处，需要再从儿科折回去才行。

 

我几乎用小跑的速度来到挂号处，大厅里灯光通亮，但异常的冷寂，挂号窗口紧闭着，只有一个保安在窗口对过的长条座椅上抱着膀子坐着。远远看去，他虽然身上穿着臃肿的大棉衣，好像还是冻得出不开身子。

我站在闭着的挂号窗口，隔着玻璃往里面东瞧瞧西瞧瞧，就是不见值班人的人影。这时候，从身后传过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敲敲窗户。”那位保安发声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值班的人是可以睡觉的啊！我真是无知得很。于是乎，我连忙敲了几下小窗户，没见人出来，就又用力敲了几下。

几分钟过后，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士从正对着窗口的小门里气呼呼地走出来。这位女士大约有三十多岁的模样，长着一张好像有点浮肿的脸，面部毫无表情。

 

她傍若无人地坐在电脑前，一边打开电脑，一边用训诫的口气说：“挂号还是支钱？”显然是我的半夜敲门搅扰了她的好觉，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也是一个不爱吃气的人，便用同样冷冰冰的口气回敬了她：“不是早就说了吗？挂号！”“四块五。”我递给她挂号费，她苦丧着脸给我敲打出了儿科挂号单。

 

本来很正常的事儿，弄得我好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似的。我只好以牙还牙，以愣对横了。她扔出一块冰，我回敬一块冻，在这寒冷的深夜里两个人定会都感到心里凉飕飕的。

 

返回儿科时，北风好像更紧了，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

回到儿科，丫丫姥姥正取出体温计递给女大夫。

 

女大夫说："体温不高，做几项检查再说吧。”那位女大夫从白大褂的口袋上取下别着的碳素笔，刷刷地开出了两张检查单，一个是腹部X光透视，一个是腹部彩超。

 

我接过检查单看了看，便问那位女大夫：“既做彩超，又做透视吗？有必要吗？”

“我让你做就做呗，反正各有各的功能。”那位女大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又问道：“那不需要化验血象吗？”

“那就记你，愿意化就化一个，来，我再给加个单子。”那女大夫说着就刷刷刷地又开出了一张单子。

偌大个医院，三项检查三个地方，我们先去了彩超室，做彩超很顺利。然后又去透视处。透视处的门也是紧闭着的，这回我有点经验了，看不见值班的人就敲门。

 

我敲了两下，没有动静，就又敲了两下。这时又是走出来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士。这位女士长得矮小一些，黑瘦黑瘦的脸，给人一种邋遢的感觉。

 

我迎上前去问：“透视是在这里吗？”这位女士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单子呢？”我赶紧递上透视单。她接过我手里的单子，就往透视室走，我们见势便尾随其后。

走进透视室，矮小女士就说：“让孩子自己站在透视机前面去。”丫丫还算听话，只穿着睡袍自己乖乖地站在那里，姥姥在旁边牵着她一只手。

 

那位女士进了操作室操作机器了，机器在丫丫胸前晃来晃去。机器停了，那女士也没说让丫丫下来，我们隔着玻璃看那女士已经在纸上写着检查结论，才赶紧将丫丫抱在怀里用小被子裹起来。

等那矮个子女士走出操作室时，我便问她：“检查结果怎么样？”

“问大夫去！”矮个子女士冷冷地说。

我又问道：“同志，抽血在哪里？”

“去问急诊室！”矮个子女士头也不回甩了一句，就亟不可待地走回那间休息室了。

 

看着她愤愤离去的背影，她那本就矮小的形象越发渺小起来。刹那间，我感到她的一举一动与她工作的优越环境真是格格不入，仿佛是一只苍蝇闯进了豪华大厅里似的，令人作呕。

我们只好自己找到了三楼的抽血化验处，很顺利地完成了验血。

 

三项检查完毕后，我们回到儿科病房。那位女大夫看了检查结果后说：“别的都没问题，就是血象高，中性也高，胃里有炎症。”

我问那位女大夫：“不是感冒吗？”

“不是。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们要注意了，回去后给她揉肚子，现在东西胃里没有了，都进肠子里去了，要给她揉下去才行，不然容易出现肠套叠，那就麻烦了。”

我听着女大夫滔滔不绝的嘱咐，立刻就有点毛骨悚然起来。

“那吃什么药？”我不得不再追问一句。

“什么药也不用吃，回家观察就行。吃药容易掩盖孩子的病情。”那位女大夫继续说。

我又不解地问：“孩子吐得这么厉害，也不用点止吐药吗？”

“不能用，真要想吃药就吃点双歧杆活菌吧，我给你开一盒。”没办法，我们只能听大夫的，拿了一盒双歧杆活菌的就带着丫丫回家了。

回到家中，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丫丫还是一阵一阵地呕吐，没有东西可吐了，只是咔出少量粘液。喂了一包双歧杆活菌也接着吐出来了，喂了一点奶粉也吐了，喝口水也吐。

 

在家观察了半天，丫丫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我开始怀疑那位女大夫的诊断了。觉得这样傻傻地等着不行，别耽误了孩子的病，我决定马上去济南大医院检查。

下午五时许，丫丫在济南千佛山医院接受了专家诊断。一位姓徐的儿科女专家用一个小板子撬开丫丫的嘴巴看了看，又看了看丫丫在当地医院的抽血化验单，问了问丫丫的体温，听了听丫丫的胸部，随即就说这孩子患了胃肠感冒。

 

那两张透视单和彩超单，徐主任根本就不予理睬。

 

徐主任给我们宽心说，没事的，一会儿在这里补上一次液，输完水回家就行。不用吃口服药了，三两天就会好的。

有了徐主任的诊断和安慰，我们心里才踏实了许多。这位五十来岁的徐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学者形象，很有耐心，很有把握。她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和果断明了的诊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丫丫基本痊愈了，但想一想在当地医院经受的那些折腾，看到的那些冷冰冰的脸，就更让人有许多怨气难解。一个才两岁多的孩子，深夜患病，求医医院，却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怜悯之情和应有的关爱之心。

 

那样的服务态度，那样的问诊水平，得让老百姓多跑多少冤枉腿，多花多少冤枉钱，多受多少冤枉罪啊！诚然，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难以与省城大医院的专家媲美，但医疗服务态度难道也不能提高一点吗？肚子里的那颗心也不能柔软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