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我就挣到了第一笔大钱：10万元，我留下6万，给两家的老人一边2万，小玉拼命地和我吵，说什么也不许我给我家钱，气得我把电视都砸了。小玉本来就不是个性情柔和的女性，这之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就像我越挣越多的钱一样，尤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细节上的矛盾，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也越来越大：铺地毯，小玉要买素色的，我买的却是大红的，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红红的辣椒。小玉损我：你有再多的钱出还是个农民！我的的确确就是个农民的儿子，难道这能改变吗？小玉永远也理解不了我对家乡那种深厚的感情。因为市场不景气，我关闭了企业，应聘到一家合资企业并被派到香港总部暂时工作。我在香港的时候，公司有一位娇小玲珑的小姐爱上了我，我告诉她我已有家室，礼貌地拒绝了她，她不死心，说出和小玉当年一样的理由穷追不舍。我不是“圣人”，说一点不动心是虚伪，可我始终没有答应她，告诉她：“你才22岁，你不了解我的经历，我是从内地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你别看我表面和他人没什么区别，巴尔扎克说过‘三代才能出一个真正的贵族’，骨子里，我仍是农民。”这番表白反倒引起了她的神秘感。一年之后，为了逃避她和追求事业上的东山再起，我回到大连重新创业。

“逃避香港小姐”使我感到小玉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分歧，我仍爱小玉，回大连的头三天，我和小玉甜蜜非常，可三天之后，战况重又恢复，翻过来掉过去的，小玉总是大声地骂我：“你好歹也来大连这么多年了，又成了款，香港也没把你熏香，盘腿坐沙发，吃生葱生蒜……真是烦死人了。”我的热情一下子降到零点，我彻底认识到爱情之外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各居一室，互不干扰。我娘此时又得了肺癌，我把她接到大连看病，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让我倾家荡产我都心甘情愿。我大姐随后来大连照顾我娘，小玉喋喋不休地说我大姐不会处事，我懒得理她，这时候，我更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跑前跑后地伺侯我妈，而不是再发表什么高论。我花了几十万元也没有挽留住我娘的生命，我娘临死时给了我一张3万元的存折，这是我平时寄给她的钱，她舍不得花都存起来了，这就是我娘，一个穷苦一生没有享受她那腰缠万贯儿子一天福的娘！我能有十几天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屋里，反思自己作为儿子对不住娘的地方。小玉的父母来看我们，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听见岳母说：“耀祖真是个孝顺儿子，将来你弟弟要能像他就好了。”小玉说：“还摆上照片烧香上供的，改不了的农村人脾气。”我心里一阵悲哀。

我提出协议离婚，小玉哭得昏天黑地，我也非常难过。其实，无论是穷是富，谁都不愿意走离婚这一步。我曾想过：我和小玉可不可以永远的各居一室，她过她的都市生活，我过我的“都市里的村庄”生活，维系这种表面上的和睦家庭？我可不可以拥有妻子之爱的同时拥有一份额外的感情以作补偿？我想我做不到，我真的很“土”，只愿意让自己的心海承载一份爱情，我甚至在悲哀自己的同时羡慕起我那三个姐姐来，她们和丈夫在黑土地上吵吵闹闹、亲亲热热、粗俗敦厚却又和谐默契地享受着生活，贫穷已显得并不重要。

我和小玉签了离婚协议书，我把住房、车和一半存款留给了她，我真诚地说：“我忘不了你当年在我最困难时嫁给我情义，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女人，任何时候你有困难我会第一个冲上去帮你。”小玉也说：“我也爱你，以前我讨厌你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不爱你。”我和小玉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相差悬殊的成长背景。对我个人而言，“门当户对”不仅是门第观念，也包含着文化成分，不同的“门户”影响到我们这一段本是真挚的爱情，有很多的情侣门不当户不对但却过得美满幸福，我们没有做到。

我成了朋友圈中闲聊时的一个“人物”：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没有情人却婚姻失败的男人。我是大款中的一个另类，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固执地把是不是农村出来的放在条件的第一位，我幻想着能和未来的爱人天天吃农家饭菜，每年去农村住上个把月，干点农活，孝敬孝敬我那快80岁的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