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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自己对少年时物质匮乏的记忆过于深刻,还是生活的环境里人们有时会刻意地夸大贫穷的结果,每每想起遥远的县城的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多数人仅在生存线上挣扎。当然,理性一旦上来,我知道,对这样人群的确定我的数字概念不够准确。但那些活生生地扎根在我心底里的人们,尤其是女人,明明就是疲惫地张着嘴,喘着微弱的气,有时弯下很容易就柔软的腰,面对艰辛的生活。对那些女人们,我永远是怀着关怀与怜悯,甚至许久许久我都不让她们出现在我的笔下。“面对”她们,我会带着不安的情绪,生怕惊扰了她们本就脆弱的灵魂。
那些女人们,她们待字闺中时,要在父母的教育下以兄弟为重,因为他们是父母认为将来要依靠的人,要“防老“的人,接户口本的人,而她们,不过是将来要泼出去的水;成家后,她要以丈夫与子女为重,转身,还要不拿娘家一针一线地贡献余力。她们靠勤勉、节俭、忍耐,支撑起自己和别人的人生。
春兰
我们曾经在一个课堂上上课,在一个操场上玩耍,梳着一样的辫子,对一个朋友疏远,走一条路回家,最终的命运却走向两极。她人是那样的好,没有一点暇疵,做朋友,她温厚可靠;做姐姐,她没有一丝保留;做女儿,她顶起了家中半边天。她可以为任何亲人和朋友两肋插刀。她的不幸在于,几次高考都以微分失利,哪怕是考上中专,当年也是被称作“国家干部”能给分配一份不错的工作,这是她唯一可选择的好的出路——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老工人,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县城等于绝了她的退路。
快30岁成为县城人眼中的老姑娘时,她才出嫁,却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和朋友,悄悄嫁人。后来听同学说,结婚没几天,她就在深秋的一个晚上,穿着睡衣从贴着喜字的家里跑出来,老公神经有毛病,生生地把在蜜月里打了她。然后,无奈的她还是选择回这个冰冷的家。
如果离了婚,她除了没有稳定工作,还没了“家”,为了这个对于她来说是空壳的概念,她得继续留守,直到中年的现在,仍然要留守。
我除了知道她没有离婚,现在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了。以我对县城女人的推测,她这种没有稳定收入的好女人只要丈夫没把她打死,她会永远留守到死去。
如果我们以都市白领现代的观念去要求她这种人改变观念,从而改变行为,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在视野及生存环境都有问题的县城,实际上是太不可行的——生存总是要大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连生存都谈不上了,质量如何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