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自己对少年时物质匮乏的记忆过于深刻，还是生活的环境里人们有时会刻意地夸大贫穷的结果，每每想起遥远的县城的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多数人仅在生存线上挣扎。当然，理性一旦上来，我知道，对这样人群的确定我的数字概念不够准确。但那些活生生地扎根在我心底里的人们，尤其是女人，明明就是疲惫地张着嘴，喘着微弱的气，有时弯下很容易就柔软的腰，面对艰辛的生活。对那些女人们，我永远是怀着关怀与怜悯，甚至许久许久我都不让她们出现在我的笔下。“面对”她们，我会带着不安的情绪，生怕惊扰了她们本就脆弱的灵魂。

那些女人们，她们待字闺中时，要在父母的教育下以兄弟为重，因为他们是父母认为将来要依靠的人，要“防老“的人，接户口本的人，而她们，不过是将来要泼出去的水；成家后，她要以丈夫与子女为重，转身，还要不拿娘家一针一线地贡献余力。她们靠勤勉、节俭、忍耐，支撑起自己和别人的人生。

春兰

我们曾经在一个课堂上上课，在一个操场上玩耍，梳着一样的辫子，对一个朋友疏远，走一条路回家，最终的命运却走向两极。她人是那样的好，没有一点暇疵，做朋友，她温厚可靠；做姐姐，她没有一丝保留；做女儿，她顶起了家中半边天。她可以为任何亲人和朋友两肋插刀。她的不幸在于，几次高考都以微分失利，哪怕是考上中专，当年也是被称作“国家干部”能给分配一份不错的工作，这是她唯一可选择的好的出路——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老工人，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县城等于绝了她的退路。

快30岁成为县城人眼中的老姑娘时，她才出嫁，却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和朋友，悄悄嫁人。后来听同学说，结婚没几天，她就在深秋的一个晚上，穿着睡衣从贴着喜字的家里跑出来，老公神经有毛病，生生地把在蜜月里打了她。然后，无奈的她还是选择回这个冰冷的家。

如果离了婚，她除了没有稳定工作，还没了“家”，为了这个对于她来说是空壳的概念，她得继续留守，直到中年的现在，仍然要留守。

我除了知道她没有离婚，现在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了。以我对县城女人的推测，她这种没有稳定收入的好女人只要丈夫没把她打死，她会永远留守到死去。

如果我们以都市白领现代的观念去要求她这种人改变观念，从而改变行为，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在视野及生存环境都有问题的县城，实际上是太不可行的——生存总是要大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连生存都谈不上了，质量如何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