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里的“红”在这里应该读“工”，可我一直觉得，这样读太具像，不如读“红” 音更能引人遐想一些，使词意感觉上更美好一些。

我母亲会裁剪和缝制衣物，不会其他女红，于是，我大姐七岁开始做女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在我二姐会做和有嫂子之前，我家六口人的毛衣毛裤、家中的钩品和绣品都由她负责。她现在十个手指的关节有些弯曲，手指不能像我一样平伸合拢着翘起指尖，只能放平，而且关节向上凸起。我大姐所有的东西都会织，她几乎是天天手指翻飞着，织成一件件成品，有时针把手扎出了血，血会粘到了线里。我大姐的钩针很有特点，她找块带颜色的有机玻璃，用砂纸磨成鱼的形状，必要时还要用小刀削，钩针前面的钩也是自己先把小铁棍磨细，然后用钳子掐弯，将钩针下端用火烫一下，趁着热劲插进有机玻璃里，将有机玻璃扎出眼，凉后便牢牢地粘住了钩针；她的绣花针原材料是医院用过的废针头，将针前端锥个眼。她的这两样女红工具是不是很有特点？既有着贫穷年代的痕迹，也有着聪明才智的烙印。我印象中我二姐是十几岁会做的女红，她喜欢刺绣，我家的枕头套都是她绣的，门帘是我大姐绣的。我现在还记得，我两个姐姐喜欢用一种绒绒线刺绣，线质和过去的尼龙袜差不多，绣到正面的线成一个个小圈圈状，密密麻麻的，然后用小剪子剪下一层，这种线组成的图案便有了毛绒绒的感觉，手感非常的棉软。家里一些小帘子，比如蒙收音机和茶碗的白色小帘子，是我大姐用白色棉线和细钩针钩的，针脚细密，看着我都眼晕，更别说干了。

我结婚前不擅长女红，也从未想过会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底，我那时压根对世俗生活就不感兴趣，除了洗干净手去看书，我眼里没有别的事可做。可我喜欢看我两个姐姐们刺绣、钩、织的工具、织的过程和成品，那种“看”，是浅薄的看，如同浏览一幅幅美丽的画，我不会去想她们的辛苦和劳动中的乐趣。我尚记得当年我做过的两件女红——一件是自己缝的粉色小荷包，用来装一些小女孩的玩艺儿或是家中掉下来的花瓣，两面各绣着一朵菊花，另一件是给我的白色衬衣上绣过一朵五瓣花，两件女红做得粗糙，远不如我的姐姐们做得好。能记得这两样也说明我的女红做得实在是少得可怜。可我有做女红的潜质，上手就会，无师自通，极少去请教别人。我在大学时织过一条长围巾，我大姐要生小孩时，我是大四下半学期，时间充裕，便将这条围巾改织成了小婴孩的毛衣毛裤，裤子还是开裆裤，寄给我大姐后，把她乐坏了：“正好我还没来得及织呢，我都不会织开裆裤，你居然能织出来！”尤其是结婚后，我能照着编织书织图案，除了毛袜子，因为这个不常用了，其他东西我都会织。我织帽子最拿手，上大连前，我给我妈织了一套帽子和手套，给我老公的姥姥织了一顶帽子。现在冬天我戴的帽子有两个是我自己织的，很漂亮，都是看书找的图案。

相信中国的80年代很多人都做过我大姐做过的那样的门帘子：原料是曲别针和挂历，一个个寸把长的椭圆体做好后串起来，一行行地从上端连成门宽那么宽，然后刷上亮油。做起来很费劲，挂起来却很漂亮，很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