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一个普遍的现实是：人们乐于诅咒文学。那些宣判文学已死的预言家似乎从天上盗了圣火，开始举手疯跑。一脸欣然。看客们也趁势吆喝。仿佛文学已是十恶不赦的罪臣。只有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公元1600年2月17日凌晨的罗马，塔楼上悲壮的钟声次第响起，传进千门万户。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上，人民摩肩接踵，一个叫布鲁诺的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刽子手用木塞堵上了他的嘴，接着柴火点燃。夜空下那一张张兴奋得如同打了鸡血的面孔，被火光照亮了。人民在欢呼。

 

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人们这么急于处死文学？

理由有一万个，紧要的一条是：倍受失败感折磨的人们都忙于赶一辆叫“成功号”的列车，据说这辆列车能将他们载到天堂。天堂应有尽有，愿望一诺成真。但去天堂的旅途遥远，万事操心，而文学成了他们肩上最大的包袱。

 

他们不想在车厢里读书吗？你可能要问。

书也读，但大抵读两类：一类是武侠与言情，这些读物能让他们在一个低洼处汇合，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再一类叫励志书，最对他们的胃口，能教他们长精神，看完后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当然是好的，至少能让他们心里发慌，睡不着，闻鸡起舞。狼奔矢突。

 

我想起克洛德西蒙在《弗兰德公路》中的一句题记：人们以为是在学习生活，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文学过早地洞悉了这一切，所以它悲悯。在尘世热闹的洪流中，它是那个最早看见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它的过错在于说了实话。冒犯了潮流。

 

就像卡夫卡说的：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强大的蓬勃的力量，都在蔑视、摧毁文学（甚至包括许许多多文学刊物/出版商和文学大奖），比起这些强大的蓬勃的力量来，文学是幽微的、柔软的、缓慢的、天真的、复杂的、笨拙的、深奥的、沉默的、羞涩的、灰暗的、甚至是无用的事物，但它有智慧，从容，有耐心，它知道“那些全速奔跑的人，既没有脑袋，也没有心灵”（叶芝），它不能够去赶乘那辆积极的、愚蠢的、狼奔矢突并注定要朝着死亡飞速挺进的车子。

 

它愿意留下来，席地而坐，懒散地舒展它的身体，它的美曾经伤害过那么多人，现在，它一如既往，轻笑着，瞎胡扯，有时候它自言自语，像那个秘密的土地测量员，在城堡外踱步，享受自己的光阴，或者它兴致勃勃，说起唐吉柯德带着桑乔怎么大战风车，而不是去买股票；贾宝玉跟姑娘们一起厮混，而不去考公务员；小王子与一朵小花谈心；王二喜欢跟陈清扬通奸。押上刑场前的阿Q在地上画圆圈，怎么也画不圆。。。。。。它不去关心英国女王手上的钻石有多大，布兰妮是不是穿了短裤，潘十亿盖了多少房子。面对广大的物质生活，它是莫尔索，显得像个局外人。

 

这就是文学的态度。它愿意躲着那些忙乱的人民，坐在一间小屋子里，泡一壶茶或者咖啡，叼一支烟，铺开一张稿子，去说起另一种“可能的生活”，它可能是快乐的生活、伤心的生活、独特的生活、丰富的生活、幽默的生活、嘹亮的生活、绝望的生活、饱经沧桑的生活、涕泗横流的生活、无法无天的生活、莫名其妙的生活、毛骨悚然的生活、离经叛道的生活、空穴来风的生活、梦寐以求的生活、抑或是滑稽的、荒唐的生活，它诉说我们心灵的悲喜、明暗，尘世的美好，与艰难。

 

如同萤火虫提醒夏夜，明月提醒夜空，秋天到来之前掉下的一片叶子。它提醒的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仅能拥有一次的生命。它窃窃私语，发出一些细微、快乐的声音，就像布罗茨基的那匹黑马，来我们之间寻找骑手，它在寻找它自己的听众与读者，它自得其乐，安然得很，一点也不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