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大陪舞事件：一篇险遭“流产”的报道

文/姚海鹰 原创 2005年04月13日

在这个春天的3月15日，当广袤的江汉平原上春雨潇潇，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正含苞待放、准备开出金黄色花浪的时候，《新周报》终于被宣布正式进入冬眠期了（相传是为了当春天真正来临时能及时苏醒！）。这是一份刚创刊7期的报纸，有关它的一切，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是如此具有戏剧性，让人难以释怀，不由指点评说。譬如，我这篇不足为道的《南师大陪舞事件调查》。

在2004年10月26日《新周报》创刊号上，这篇独家报道，不仅为报纸的“一炮走红”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在年末被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入选到“2004年中国十大新闻”之列。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套“新闻观潮”现场访谈时，我感喟道：“不仅是我，包括整个报社，先前对这条新闻的期待都没这么高！”。我这样说，是缘于这条新闻出台的背后故事，它很曲折，但这种“曲折”不是采访本身，而是来自当时对新闻价值判断与把握上的讨论与分歧！

迄今为止，我新闻从业已逾8年，其间也颇多心动时刻，而象“南师大陪舞事件”这样，采访过程非常顺利，而在后期编辑、刊发期间，如此令自己和报社同仁有“扼腕叹息”之感的，却还是第一次。外界鲜有人知，这篇报道在出笼之前，曾经数度面临流产的厄运，可谓一波三折。它所引发的，实质是一次——有关新闻价值判断的讨论。
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我最初得到这个新闻线索时的情景。那是2004年9月30日晚上，大概8点多钟，我打开对外公开的新浪线索油箱发现了那份举报邮件，主要内容为：中秋节前一天，南师大校领导强行指派音乐学院全班女大学生陪舞，接受陪舞的对象是江苏省主要部门38位正副厅级领导（最高级别官员是一名副省长），期间，他们正在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厅局级干部学习班”。

我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双手紧紧脸，然后迅速关上电脑来到大街上，看似散步，但脚步却并不从容。我不是一般的兴奋，因为，我意识到了这是个十分难得的好“料”。

我掏出手机给一个《三联生活周刊》的朋友打电话，当他听完这个线索的具体内容后，并没有被我的激动和热情所感召，他直截了当的反对意见是：“整个陪舞过程中并没发生性侵害，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新闻兴奋点，很一般！”。我说：“你说的’性侵害‘固然没有，但性质是很恶劣的，主要是性质！”。

这位朋友略略停顿一会，还是继续煞风景道：“现在比这性质严重的事情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意思不大”。

还好，我这人意志一贯坚强，并没因为这位资深记者朋友的“建议”而变的沮丧，我仍坚持认为这绝对是个好“料”，考虑再三后，就在当晚，我向《新周报》公共邮箱申报了这个选题，我还特别给记者中心负责人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有一非常重大选题已发至报社邮箱，请注意查收。” 当时已至深夜，发短信的目的只是想提请报社重视这个线索，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天早上，一到报社我就与同事讨论这个选题，还是有人认为，“类似这种陪舞现象社会上太普遍，不是特别值得关注”，有负责人建议我：继续找更厚重的选题。也有人提出能否把这个线索做成一个简单的“舆情版”，即：把事件部分简单化，重点采访社会各界对此事的看法。即便是这样，与我的新闻价值判断也是有巨大差异的。经过努力，记者部负责人最终认为：这个线索还是可以做，原则上同意让我先去南京师范大学摸摸情况再说。

谢天谢地，就这样，我得以在国庆节结束的当天晚上乘火车赶往南京采访。
在南京的采访还算顺利，学生和校方在短短三四天都采访完了，编辑部想尽快看到这个稿子，由于当时没有带笔记本电脑，我就在泡在写作环境相当恶劣的网吧里熬了5个多小时，写了7000多字的稿子传回报社。编辑部感觉基本事实是完整的，该采访的点都采访到了。之后，我即刻返回武汉。当时我心里没底，也许报社就真会把它当作一个一般新闻稿来处理吧！
回武汉后，在我生理、心理双重疲倦不堪的时候，来自编辑部门的消息告诉我，这个稿子因为“内容单薄和意思不大”可能要被枪毙。报社还是两派意见。我当时就降低了对这篇报道的期望，心里甚至想，即使稿子被拿下了，工作量总不能不算吧？有人告诉我说，如果真被拿下，工作量能否算还要商量，因为报社目前的规定是采访稿件见报后才报销和计算工作量。

这些信息使人的情绪更加低落，我这么自信的一个人在那一刻也开始怀疑自己了：也许，这真就不是一条好新闻。事后想想，当时，我对这篇稿子的新闻激情已经被磨平耗尽了。痛定思痛，这是多么的可怕！

据事后了解，为减轻我的思想负担，报社后来几次关于这个稿件能否刊发的讨论会都没让我知道，正反双方数度争论的面红耳赤。最终，报社几名编委和部门负责人力排众议统一了思想，经集团领导拍板后，决定在10月26日《新周报》创刊号上刊发这篇道。结果影响空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引发了各大媒体包括新华社记者的追踪跟进，还有铺天盖地的评论。这篇报道虽然争议颇多，但事实上却成了《新周报》创刊号上最耀眼的亮点，为《新周报》的“一炮走红”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想在此不嫌累赘地，感谢为这篇报道顺利刊发统一了思想的同仁，他们名字是：赵世龙、占才强、李小鸣、黄建伟、高晓堰、韦宏乾等，还有集团最终定稿的几位高层，他们也是最终决定该稿件命运的关键人物。

在这篇报道被各大媒体网站转载评论期间，本报上海记者赵磊打电话给我说：“想不到，真没想到！我还以为应该是其它报道会这样火呢。”

听到这句话，我开始反思，究竟什么样的新闻才是最具有传播价值的新闻？究竟什么样的新闻才是最能打动公众心灵的新闻？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应该主要取决于公众对新闻的心理价值判断和期望。所有媒体工作者，在经营和策划报道时，至少应该了解这一点，或者说不应该武断地作出判断——认为某个选题肯定不好或者说肯定会很好！更不要盲目跟风！我们应该冷静思考，对待这个选题，公众会怎么看？有没有能打动他们内心的地方？能打动多少？

我们会有这样的新闻经验，当一个时期内不断发生矿难、空难等灾难事故时，接二连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数字，会使公众显得相对麻木。公众关注这类新闻的心理早已超出了一般性的对生命和人道的关注范畴，公众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对制度层面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灾难？到底应该追究谁的责任？从表面上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30人或者50人的生命陨落，却得不到公众应有的关注热情（新浪网上的评论多寡最能说明问题！）！的确，当公众对新闻的关注心理变的麻木或者变的熟视无睹的时候，事实就是这样。

人们对新闻的关注心理，有着它自身特有的规律，往往不以媒体和记者的人为策划以及新闻事件本身的轰动性为转移。

实事求是地说，在“南师大陪舞事件”整个过程中，那30多个在江苏省委党校学习的厅局级干部，的确没有对前来陪舞的女大学生做出实质的性侵害行为，并且，这些女大学生也没有任何一个上告或者说要求他们道歉等等。不仅如此，在当今社会诸多人看来，这也算是一次较为正常的接待活动，很多人都能表示理解，大家普遍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心态。但正是这种看似正常甚至有些小题大做的“新闻事件”，却激起了全社会公众的广泛的一致的愤怒之情，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看点在于，这种低俗的社会接待风气居然蔓延到了象牙之塔——高等院校之中，何况还是在“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著名师范大学校园内！试想，如果一个公司为接待上级部门来访，找几个漂亮女职员陪舞，肯定人们不会这样“大惊小怪”。还因为，接受陪舞的对象，不是一般素质低下或者说是公众对之期望不高的商人老板之类的人物，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且还是厅局级高级公仆，并且还是在参加省委党校学习提高期间！仅这两点，就足以让中国所有的公众关注和愤怒，与其说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这帮官员的不检点，倒不如说公众感到愤怒的是对这帮人民公仆和高校育人环境的深度失望。

我想，应该是这种心理支撑起了公众对这条新闻的持续关注度，触动了他们内心的一发难以收拾的愤怒之情。因此，才得以使它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

毫无疑问，大到媒体小到一名记者，在判断一条新闻是否具有关注度或者说是否具有较高采访价值的时候？最重要的参照系数应该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动公众的内心？或者说，这条新闻是否具备打动公众内心的必须要素？如果有，我们就要自信地判断这是条好新闻，如果没有，就需要再加斟酌。

我想，一个记者的采访技巧可以有娴熟、迟钝之别，文字表达也必然有高下之分，但好的新闻判断力无疑是成就一个记者的关键，这是我们必须孜孜锤炼的业务素养。



·补注：说实话，对这篇稿件的写作我最不满意，外界看到的并非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文字。这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