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跟随卡扎菲死去的……

     从一件小事说起。前天在一位大姐朋友那儿闲坐，进来一位女士，大姐和这位女士一见面就热情打招呼，互相都说很久没见了，进来的女士满面笑容，再三感谢大姐多年的关照。

    寒暄过后大姐向我介绍，这是张三，原来在公司打扫卫生的，后来自学成才，现在在公司下属企业做统计了，电脑什么的都会用，都是自己学的。

    这位张三着装朴素大方，一副公司文员的模样，早已脱离了卫生阿姨的面貌。张三笑着向大姐补充，说是自己现在在下属公司负责统计，工作很稳定，还在市区买了一套30平米的房子，交了首期在供楼，自己仍住在公司宿舍，房子出租后只要贴几百元的供楼款，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老公工作也稳定。她今年的目标是把户口调进来，由于年龄超标分数不够，她再努力做做义工，应该可以搞得成的。

    张三边说边感谢大姐一路这么多年的关照，虽说大姐已经退休不管什么事了，但是大姐私人有任何事她都可以帮忙，随时吩咐就是了。最后，大姐要张三留个新电话，张三边写电话边笑着说，大姐，我不叫张三，我真名叫李四。

    大姐吓一跳，说你怎么叫李四呢，你不一直叫张三来着吗？这位女士回答说。大姐，当年我年纪大了，公司对年龄要求很严，我害怕进不了公司，就拿着张三的身份证进来做了，后来我做得好，人事大姐帮忙我改过来叫李四了。

    大姐愣着神张着嘴，总算听明白了，一副不知该怎么称呼才好的模样，客气感激着送走了这位原来叫张三，今天突然变成李四的熟人。回来惊讶地感叹，这张三（新名字还没习惯）一直特别刻苦努力，家里穷的不行，当年她孩子上学我给了不少资助，还让她在我办公室学电脑，帮她安排文员的工作，可她…，她怎么连名字都是假的呀，大姐本能地拉拉抽屉什么的，喃喃自语地说，我从来不锁门，也不锁抽屉。然后大姐看看我，我看看她，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现实生活永远比电视电影更具有戏剧性。在这位张三李四看来，一切都是这么简单自然，她靠着自己的勤奋，靠着一路走来，许许多多像大姐这样人的帮助，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名字的变更过程在她看来，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这事与诚信无关，与法律无关，也与人品无关，连隐瞒的必要都没有。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基层民众对于法律道德诚信的认识层面，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远远不如一位有点权势的人物重要，比如说这位张三变更为李四的女士，公司以前现在将来管事的人，都是她重点巴结的对象，她都要不遗余力地回报，她一路走来就是这么成功的。至于她自己叫张三还是李四，是件很不重要的事，而她对身边每一位重要人物的无条件服从和付出，才是最重要的。

    当制度和法律不能保护弱小人物的时候，权势就是畅行无阻的利器。没有法治的社会，老百姓很难建立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而只会盲目依附权势。这样的社会，一切的道德和责任都会变得模糊不清，都要由权利来裁决。所以，无论你是张三还是李四都不重要，无论你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都不重要，权利决定着一切的存在和消失，

    卡扎菲虽然死了，但是，对于权利的占有和依附心理，并没有随着卡扎菲的死亡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