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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妈给我的所有东西中，漂泊的味道是最好的礼物。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个沉闷的少女，和住在街道另一边的爱尔兰男孩谈着恋爱。有一天放学，妈妈来接我。“上车，”她说，“我们去拿你的护照。”我不想要什么护照。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期待我的夏天只围绕两件事展开：学习按指法打字；每一个闲散的下午在沙滩上呆着，躺在男朋友臂弯里度过。但妈妈对我有另外的规划。当我们从居住的郊区一路往南驶向芝加哥市中心时，她解释说，一旦学校批准，她就带我去巴黎、罗马、还有伦敦。其实，妈妈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地方，除了有一年夏天，她去了爱达荷州——一个她并不喜欢的地方。但她渴望旅行。每一个认识我妈妈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之前的几年，当我更小的时候，爸妈曾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舞会， 主题为“ 被压抑的欲望” 。舞会要求每个人都身着展现自己秘密愿望的服装。那时的妈妈陷入了一种着迷状态，一连几周，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蓝色塔夫绸、白色网眼纱和一些旅游小册子。她用这些材料在人体模型上制作出了一件我所见过最非凡的礼服。妈妈日以继夜地缝制。等到活动那天，父亲穿着无尾晚礼服，戴着假发（他扮成了一个有头发的男人），非常时髦，但更让我着迷的是妈妈。她在蓝裙子上缝出中国万里长城和印度泰姬陵的图案。她头上有一支小小的铝球。与其说她在看世界，不如说妈妈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而现在，她想做一次宏大的欧洲旅行。我感到震惊。“爸爸不去？”我有些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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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爸爸是不会去的。除了办公室、高尔夫球场或桥牌桌边，他讨厌去任何其他的地方。我将成为一个勉为其难的旅伴，一个在路上长达6周的意外旅客。当时的我觉得，那将是我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一场噩梦。“我不想去，”我说，眼睛盯着窗外一晃而过的单调的美国中西部风景。妈妈戴着她的白手套，双手牢牢抓住方向盘。“你要去，”她说。签证处在一座乏味的绿色机构型建筑里。进去以后，妈妈拿了一个号和几张表格；我们在两把灰色塑料椅子上坐下来。等待期间，一位身着军队制服样外套的女士走了进来。她穿着高筒靴，戴着帽子，开始在屋内踱来踱去；然后，她向我做了个纳粹分子“胜利万岁”的敬礼动作，靴子的后跟碰在一起。我很害怕，妈妈却大笑起来。“太可怕了，我知道，”妈妈说，“但她只是有点儿疯狂。”这个女人让我隐隐觉得，即将要探索的世界是一个危险地带。几周后，一个厚厚的函件式信封送到了我家，妈妈拿在手里朝我夸张地挥了挥，仿佛我被选定了要做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到底是什么呢？打开信封，我看到了我的灰绿色护照，封面上是金色的美国国徽。我一下下翻过那些空白页，然后把它放进妈妈给我的护照夹里，夹子上嵌着我名字的简写。

   对于护照，我没有多想。我没有意识到它的神秘力量——直到我们在一个周六的清晨抵达巴黎，我昏昏沉沉从睡梦中醒来。法国海关官员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高高的红色帽子，他拿起印章，朝我的护照盖下去，接着把递还给我，并且欢迎我来到法国。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

对妈妈来说，巴黎是一个积攒经年的梦想。她给我们的第一条狗取名雷诺阿；我上初中的时候，她坚持让我学法语。

巴黎，法国

   我们住在文多姆酒店。妈妈喜欢带华盖的红木床和红缎窗帘。晚上，她尽情享受着蜜桃冰淇淋，在坐浴盆里洗脚。对她来说，巴黎是一个积攒经年的梦想。她给我们的第一条狗取名雷诺阿；我上初中的时候，她坚持让我学法语。每周二下午，我都去看望可怜的芒索尔·拉塔特，他患有神经性抽搐，并且在我与不规则动词做斗争时显得十分沮丧（彼时我也是很痛苦的）。妈妈非常固执，她是一位中西部家庭主妇，可能更多地属于沙龙而非超级市场。她的偶像是可可·香奈儿。上世纪3 0 年代，当她还在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卖女士内衣的时候，一位大设计师来到店里，给店员们展示如何打扮模特。设计师专心讲解，却似乎没人能明白他的意思，这时候妈妈举起自己刚画的草图问道：“你是这个意思吗？”对方问她是怎么明白要那样去做的。妈妈只耸耸肩。

     “我自学的，”她回答。这位设计师帮助妈妈拿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她开始在那里修习时装，直到她父亲拒绝给她提供去学校的车费。但她继续设计和制作自己的衣服。如果我和妈妈之间总在爆发战争，争论的核心一定是我的形象和我穿了什么。有一次她给我60美元去买新衣服，但当我回到家一件件试穿之后，她把它们全部退掉了。我还记得自己穿了一身黄色的衬衫短裤套装。“黄色不是你的颜色，”她说。我们到达法国后，妈妈迅速爱上了巴黎。那些天，她穿着深色套装，蹬着黑色漆皮单鞋，戴着白手套和她不变的珍珠项链，打扮得十完美。珍珠项链其实很便宜——为此她经常抱怨，但我们踏游巴黎的这些天，她走到哪里都戴着，戴着它寻找眼线笔、香水（香奈儿5号，Réplique——她各自买了好几盒带回家）、手袋和鞋。她并不真的关心每样东西的价格，尽管时常嚷嚷“破产了，破产了”。那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专属时光里过得非常“舒服”。这样的日子不会万古长存，但在这趟旅程中，妈妈眼睫毛都没眨一下就给我买了一件宝蓝色外套，正好搭配我眼睛的颜色（“绝对是你的颜色”）。她拖着我去看她能找到的每一幅莫奈画作和每一处历史遗迹。我们攀登蒙马特高地的台阶时，发现了一家小酒馆；在那里，我头一次品尝了红酒的滋味，然后一路蹒跚着回了酒店。我们在塞纳河的游船上吃晚餐，巴黎风光尽收眼底。妈妈不单单是游览巴黎，她让自己彻底沦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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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酒店门童管我叫“美国小姐”，以一种我认为妈妈都默默觉得迷人的方式和我调情。

罗马，意大利

然后我们去了罗马。我们住在佛罗拉酒店，房间很豪华，有舒服的沙发，站在窗边可以看到整个威尼托大道。我深信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曾在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酒店英俊的门童如今肯定上了年纪，那时他叫我“美国小姐”，以一种我认为妈妈都默默觉得迷人的方式和我调情：“美国小姐感觉怎么样？美国小姐今天要去哪儿？”我们会去往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头几天，我们雇了一位导游，他带我们逛遍了整个罗马。看起来我妈妈根本不想停下来。当他说正带领我们前往城中最古老的市场时，妈妈问可以在那里买到什么。“我不知道，夫人，”他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道，“它已经被关闭两千年了。”

再然后， 妈妈为那里的一切着了迷： 有“ S e n s o Unico”标记的街道，她认为就是我们所在街道（威尼托大道）的原称；我们和教皇一同面对的芸芸众生，以及在梵蒂冈的另外五千民众；推搡着要从我们身边挤过的修女；来自芝加哥，用手引领我们的神父。有一天下午，我们穿过街道，去到著名的“Eve o f Roma”，在那里做了头发。头发洗过之后，被梳成蓬松的糖果发式，还喷了喷雾。我讨厌这个发型。回到酒店经过门口，我那英俊的门童朝我眨了眨眼。“美国小姐，你对你的头发做了些什么？”

回到房间，妈妈倒在床上小睡。我听到她睡着后，赶紧把头扎进水池，仔细梳理并用毛巾擦干，头发总算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之后我独自离开酒店，穿过贝佳斯花园，在树荫里走着，享受一个人的时光。没过多久，我听到不远处响亮的口哨声，有人在喊着什么。另一些人很快跟风，大声喊“美女！”和其他我听不大懂的话。过了几分钟，我才意识到那些呼喊是冲我来的。我既觉得害怕又有些着迷；我感到自己被引入一个由门童和陌生男人组成的世界，而我那家中的爱尔兰男友忽然黯淡失色。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感到自己正身处某些东西的边缘，我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

我悲伤地跟门童道了别，说会给他寄明信片（我也不确定后来是否真做了这件事），然后我们继续前往佛罗伦萨。离开罗马前，巴士司机的妻子将午餐盒和干净衣服交给他。

他们甜蜜吻别，他用充满爱意的双手轻抚她的脸。“意大利人真浪漫，”妈妈说。

汽车开动，我注视着窗外的废墟、柏树、葡萄园和橄榄树，直到汽车停在一个小镇上。在那里，另一个女人前来迎接我们的司机，她亲吻了他，然后两人携手离开去享受午餐时光。妈妈笑了又笑。“我不明白，”我说。“哦，你会明白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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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比萨，热那亚

   我们乘坐巴士穿越意大利。我们前往尼斯，途中有一晚歇在海边小镇拉斯佩齐亚。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天傍晚，我们坐在阳台上，海浪就在眼前翻滚。阳光尚未褪去，我们吃着烤鱼，抿着冰镇白葡萄酒。我必须说，那是一个完美的时刻。当服务员走进来清理桌子的时候，妈妈把手放在那串她戴了多年的珍珠项链上，“我已经厌倦它了。”说完她把项链扔进了大海。服务员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项链沉入地中海的湛蓝深水中，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愕然地盯着妈妈。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我突然明白，我逐渐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旅行可以改变一个人。

   多年以来，妈妈给了我很多东西——珠宝、瓷器、银器。几年前的一天，她把她的貂皮大衣给了我（到目前为止我只穿过一次）。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那么要紧——也许因为它们对于妈妈意味着太多。但我怀念那第一次的护照，拿它在手里的感觉。我仍然记得法国海关官员在护照第一页盖上章，欢迎我到法国的那一刻。我不能说和妈妈的相处一直亲睦无间，但在她给我，或者说试图给我，或是硬推给我的所有中——护照，以及它为我打开的那个世界，最是价值连城。妈妈让我踏上了旅途，而我再也没有停下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