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看累了。这是一本搁置已久的杂志---《中国国家地理》，它一直放在桌旁，因为我注意到里面有关于匈奴、鲜卑及突厥的历史，我想等静下来时认真看看，可一放就是近二个月，浮躁在困扰我，岁月真得象涛涛流水，我都不敢再想近一段在经历着什么，我害怕虚掷光阴。
屋外的光线渐渐地黯淡了下来，也快到了吃饭的时间，我想找个人跟我一道共进晚餐，一块说说话，我突然觉得孤独。
给天蔚打电话，我说你空吗？他说有。回答让我高兴，他很少说有时间。他是北京青报的主笔，太忙，多数情况下都会告我不行，以后吧。可是今天有空。我觉得实在有点难得。今天我真要找个朋友聊聊。
有时我会问自己，你真的可以坚守孤独吗？回答是否定的。虽然我常会孤处一室，没事不喜出门找人瞎聊，我生性害怕与人打交道，虽然我是善谈的人，可我发现我谈话的主题在这个时代大大的落伍了，没人再爱听激昂的声音，关于精神的话题，而我，对别人滔滔不绝的“生意经”也了无兴趣，我知道，我可能成了这个时代多余的人。
我的孤独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没有真正的知己，唯有的几个也太忙，不敢打扰，偶尔电话中聊聊，也是言不由衷，只好与书为伴。
时常也出门谈点事，可最终发现我不能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者，我没有那个大脑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我认真，一旦对别人有了承诺，便会压力重重，忧心如焚，可这个圈子太复杂，我无力应付，我愿意诚实待人，不愿忽悠任何人。可常常事与愿违，总是被人所忽悠或是我也在无意中忽悠了别人，很累，但还必须强力撑着，因为有责任，有承诺。
和天蔚在朝阳公园西门转悠着，一路上在商量着去哪家就餐，这一带我们吃遍了，想想也没太大的胃口，但每日三餐是例行公务，权当是一种应付。转到“俺爹俺妈”，天蔚说就它吧，我说行，稀粥、大包子挺好。
进去找个地儿坐下，人不多，大概晚餐吃这么随便的人不太多，国人的习惯是中午可以凑合，晚餐定会讲究，我们没啥讲究，只为了见面，填饱肚子是为了“例行公务”。
我们总是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十多年的友谊和交往让我们彼此有太多的默契，他是我的知己。我说到《投名状》，一部好看的电影，他预示着中国电影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也谈到它的缺陷---在情节上未能有效的组织好它的人物关系，兄弟之义在前半段没能砸实，以至后半段朋友的反目为仇就没能达到震撼的效果，但电影拍得有质感，有血性。
我也谈到了《色戒》，我说看着没有丝毫的感觉，我的习惯是一旦看电影了无感觉，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去梳理它的原因，我的思维习惯是先悟性的把握症结所在，然后才会调动逻辑予以分析和解剖，我说我写了文章。
天蔚还没看《投名状》和《色戒》。天蔚说你还要看看《士兵突击队》，好看，全是男人的戏，唯有一个女的，在全部剧集中也就出来几分钟，它有真诚，有对困难的超越，有男人的气质，虽然在情节上也有许多瑕疵，但创作者的激情和真诚让你原谅了这些缺陷。
我说《投名状》亦有真诚，这让人对它充满敬意，它和将要上演的《集结号》均为男人戏，中国当代电影久违了这种阳刚之气。我说关于《投名状》我也写就一小文，我说在我们过往的当代电影中，曾有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梁》这类雄风激昂的作品，后来消声匿迹了，现在雄风再起，老百姓认同，说明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天蔚说，阳刚，真诚，和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所以它们产生反响是理所当然的，说明老百姓心中有对这种精神的向往。
我说我在评《投名状》中的小文中指出它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是创作者创作理念的问题----《投名状》在剧情中要解构的是男人之间的“义”，陈可辛怀疑这种所谓的朋友之情、兄弟之“义”是很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而我以为，当这种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道义”精神，在当代社会被一再的践踏和蹂躏，并且被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时，在艺术世界中重述“道义”才是我们的责任，艺术对现实是要有批判性的，时代在缺席“道义”，而我们在艺术世界中高扬起它的旗帜，才是艺术的责任.艺术需要表达理想,即使揭示也是为了映衬隐伏在背后的理想---陈可辛可以申辩《投名状》背后的理想指向，但我说，这种所谓的理想已被他对”义“的撕裂而濒于解体，因为当艺术一旦等同于现实性的对“道义”的解构，艺术便丧失它的批判功能。
我说，有趣的是，刘恒、冯小刚的《集结号》好像是在重塑这种兄弟间的情义，它正好在主题上走的是《投名状》的反向，互为比照，挺好。
我聊了我的苦恼，天蔚劝我还是居家写作，他说他了解我，我的性格是不适合与外人打交道的，他说你不是不能写，而是你是否真能安下心来写，外面的诱惑太多，你能抗拒吗？
我望着他---我的这位相知已久的老朋友，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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