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在四川汶川地区发生。此时本报摄影记者张宏江正在拉萨，他刚刚结束对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的采访报道，准备回北京。得知地震的消息后，他说是“职业习惯驱使我迅速做出反应，自己身体状态正佳，并带着卫星电话，处在离成都最近的位置，没有理由不去汶川。”于是在地震后的5月15日，北京晚报的读者看到了他从震区映秀镇发回的报道。从雪域高原直接转战到地震灾区，其中辛苦可想而知。在此我们就请他向读者讲述那些发生在新闻背后的“故事”。

  从雪域高原到震区

  发生地震的当天下午，我正在拉萨采访尼玛学校登山博物馆的落成仪式。收到汶川大地震了的手机短信时很是意外。四川作为天府之国，一直以祥和安逸闻名。当时听说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震级有7.8级，职业习惯驱使我迅速做出反应。

  从今年3月开始，为准备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的报道，我就一直围着珠峰 “转圈儿”。先是到了山南侧的尼泊尔，后又来到了西藏的珠峰大本营。刚经历了两个月的高海拔锻炼，自己觉得身体状态正佳，加上随身携带的海事卫星电话和户外装备都能派上用场，我又是处在离成都最近的位置，没有理由不去汶川。

  我即刻向报社申请去汶川，当即得到领导的批准，并委托我寻找地震时在卧龙采访的另一位摄影记者王成的下落。我马上将此前已订好5月14日回京的机票改签，问题是当天拉萨到成都的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我想一定也是地震造成的。好在得知5月13日一早有航班到成都，我决定和同去珠峰采访的北青报记者崔峻结伴同去汶川。

  第二天的运气很好，本来是10点50分的飞机，由于我们提前到了机场，竟搭上了9点的一班飞机，10点50分时我们已经在成都落地了。后来得知，我们原本要搭乘的那班10点50分的航班后来还延误了。

  下飞机打车直奔成都市区，地震第二天的成都市民惊魂未定，很多商场和饭馆都关门谢客，城市中的建筑倒没有明显的地震痕迹，毕竟这里离震中还有百余公里。我们匆忙到商店去买了钢盔，药品，简单的食物和水，又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已是中午12点。我们决定先奔从成都去汶川的必经之地都江堰。出租车很难找，等了20分钟后才搭上一辆，开车的的哥黄伟武，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记者，二话不说，打开双闪，一路狂飙向都江堰方向飞奔。此时高速公路已封闭，只能走小路，到都江堰已是下午3点左右。

  为了尽快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决定去指挥部试试运气。刚一下车，一次很大的余震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站在车旁，开始我以为是车在动，当看到路旁的电线杆在摇晃时，才意识到是余震。在都江堰指挥部，各部门各兵种的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我们。看到天色不早，小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决定继续赶路。问题是过了都江堰就没有车辆通行了，徒步进山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好心的的哥不仅没有收我们的车费，还主动将我们精简下来的物品代为保存。

  徒步15小时奔汶川

  我们两人每人背着约三四十斤的登山包头也不回地向汶川方向走去，当时心情急迫，恨不得当天晚上就赶到汶川。都江堰距汶川还有约百余公里，虽然我们做好了徒步跋涉的准备，但还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为了赶时间，路上我们又搭到了一辆面包车，这样又前行了约7公里后，来到岷江峡谷紫坪铺水库附近。所有车辆都不能前行了，前方不远处不断传来滚石和塌方的巨响。这时到汶川的道路已封闭，关卡处有几家媒体在采访，许多当地人聚在一起，每当有人从上游下来，大家都会凑上来询问情况。当时汶川的情况还是个谜，许多家在汶川的打工者情绪激动，没有亲人的消息令大家焦躁不安。我们没有时间停留，与许多性急的本地人一同抄小路上山，他们去寻亲，我们去采访。

  山路湿滑，我们从路边找了两根竹竿当拐杖，走起来有劲多了。晚上9点多，我们穿过马鞍石隧道，地震的巨大威力逐渐显现，公路多处被扭成S形，一人多宽的裂缝在雨夜中更显狰狞，每隔几百米就会有塌方和滚石堆成的小山拦住去路。为了相对安全，行人只能选择绕行。又走了约半小时后，雨越下越大，塌方和滚石更多了，我们戴着的头灯光亮在雨雾中更显微弱。在又一次滚石的惊吓后，我们不敢再走了，选择了一辆被滚石击中侧面玻璃的大巴车过夜。爬进车里，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但毕竟这里是今夜的最佳选择了。夜里我坐在远离山体一侧的座位上，闭着眼睛，竖着耳朵，几乎整夜未眠。凌晨3点多，一次巨大的山体垮塌将我们惊醒，当时很怕塌方将河道堵塞。

  14日清晨5点半，天已蒙蒙亮，毫无睡意的我们又背着行囊继续前行。雨已经停了，余震也比夜间小，路上不断能碰到下来的灾民，我们也上前询问，得知汶川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了些许欣慰。中午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报社联系，得知王成有消息了，他们媒体团一行7人在映秀百花大桥附近遇险，所幸无人员遇难。在询问了都江堰与映秀镇的距离后（约47公里），我俩决定当晚必须赶到映秀。一路上虽然不断有险情出现，好在都是有惊无险。下午5点多，当我终于走进映秀镇，在马路边休息时，王成带着两个受伤的记者迎面走来，真是喜出望外。他们的伤势比我想象的要轻。放下心来，稍作安顿，立即用卫星电话向报社报告“喜讯”，王成还与他的妻子通了话。此时的只言片语字字千金，后方亲人的挂念和同事的担心，靠卫星搭起的桥梁，得以释放。

  记者也成了“灾民”

  到映秀后，通过卫星电话我们得知，这里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加上到汶川的路非常危险，我们放弃了最初的目的地。

  在映秀镇5天的采访中，我们要先解决住、吃饭、喝水和充电等基本生活问题，与本地灾民面临一样的困难。为了不添乱，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解决的。14日刚到映秀，天色已晚，忙完采访和发稿工作，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搭建临时窝棚了，当天晚上，我们只能席地而卧。幸亏临行前同伴让我把羽绒服也带上，但凌晨3点我还是被冻醒了。

  看见大家没有一个人是躺着的，都立在操场上蹦来蹦去，于心不忍的我一大早就出去找寻窝棚。运气好，没出5分钟就发现了一处主人刚下山的闲置地震棚。从此以后，我们仨终于连睡了几天踏实觉。后几天还收留了几位其他媒体“无家可归”的记者。

  灾区的水比油贵，关键是人民币暂时在这里还派不上用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带一堆空矿泉水瓶去山上打泉水。最后两天，山坡上开始埋尸体了，不敢再去打水，在镇上采访时碰到相熟的本地志愿者，他热情地送了我们两箱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啤酒，以酒代水，这下解决了我们后两天喝水的大难题，这也成了我们此行最大的“腐败”行为。采访期间食物非常缺乏，最好的伙食要算是吃过两顿热汤的方便面。

  由于灾区通讯和电力中断，给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海事卫星电话等发稿设备充电就成了我最头疼的问题。多亏这次采访准备充分，携带的车载逆变器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还是借用人家的车充上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