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知识就像拥有财富一样,一个人大脑也可以比喻成水杯,而知识恰恰是水。他可以永远不换杯子，就只能装那么多水，问题是有的人认为加水重要，忽略了扩大容器的必要，他们带着孩子四处求学，参加各类补习班。

有的人认为换杯子重要！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脑子容量就会增大，而这个时期才是加水的时候。

注重加水的，倘若不注重脑袋的容量，拼命注水，到了一定水平肯定要满出来，光注重杯子大小的，等待孩子的脑容量增大，但父母亲，却没有及时加水，也会让脑袋空空，故而孔子认为中庸最好，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加水，在需要的时候换杯子。
   倘若一个人只有10岁，就戴博士帽，这个杯子太大了，对他不适用，等到了50岁，倘若他还是小学毕业，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杯子太小了，装不下水。只不过有的人有点急，自我感觉杯子的水很多，就借了一个别人的假杯子来放水，这个杯子是假的，并不能放真水，只是唬人罢了，就从市场上买了一个假文凭，让人家看见他也拿一个大大的杯子，上面写着“博士”。
    就这样，他感觉自己也是有大杯子的人了，自我陶醉，其实这样的人往往并不可怕，所谓假也只是杯子假，水并不少，可怕的是很多有真杯子的，其实并没有水，他们到处招摇撞骗，蛊惑青年！他还自称是青年导师，不由得让人想到流行在抗战时期的“导师制”。

  “导师制”从方鸿渐那个时代就从英国引进国内并开始推广，可惜没有多久就推广走样了，现今比原来还差了，教授就是老师，很少与学生一起吃饭，并且老师有很多都没有见过几回自己的学生，外国的好东西到了中国，真正能够获得真经的很少，只有手机，是人人喜欢的，这样东西得到了最广泛的推广，比导师制要好多了，导师可以不见自己的学生，但是学生可以电话骚扰导师，所以倡导自由的“手机制度”是现今在中国推广最好的西方制度，社会的进步并不在于众人，而在于科技与方法。

手机开始在西方推广很难，很多人不愿意用手机，主要是习惯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既然下班啦，为什么还要找我，很多法国人说自己在度假，不愿意接收任何电话，所以手机在中国的推广强于西方，这是最近20年来，一个最大的变化。手机制度就是没规矩，女学生可以给没有结婚的男老师打电话，结过婚的男老师也可以给女学生直接去电话，毫无约束，这就是刘震云《手机》的成功之处，在手机里面，谁都有几个异性的号码，不像导师制度这么"死"，乃是真正的柿油主义，假如没有了手机制，我不敢想象结局，至少男男女女、君君臣臣的秩序是重新复原了。

  在方鸿渐那个“导师制”吃饭前，要学生老师要思想一米一粟都来之不易，还要默哀，悼念战场上的烈士，吃饭的过程中还有保持沉默，但是手机却没有规定，想起来谁就把电话拨过去，如果接通了，就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随意聊天，这也是手机制的方便之处，他逃过了李梅亭等人的监管，“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手机世界里面提起实现了，所以工业文明的社会已经破裂，在手机文明的冲击之下，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爱情不需要媒妁之言，手机就可以有一说一，左倾机会主义的李梅亭如果要想改变手机制度，必须搞出来细则，规定男男女女的接电话规则，让中国移动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