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阿忆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工资单哭穷，网友不买账。阿忆的老同学，同为北大副教授的孔庆东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力挺阿忆，称阿忆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自己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结果是让自己也陷入了被质疑的旋涡。有网友说：“看了那张工资单，我才明白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月工资4786元！坦率地说，在北京这不能算是一个很高的收入，如果把房价的因素考虑进去，用这样的收入在北京生活，确实有点捉襟见肘。笔者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见过孔庆东教授，会议结束后，其他与会名流纷纷走向自己雪亮的汽车，只有孔庆东从树后拖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然后笑言这是自己的“北京吉普”，当时就让我感到相当诧异。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说了实话得不到同情，许多人甚至压根就不信呢？在我看来，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条：

　　一是由于整个社会太穷了，以至于4786元的月薪，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一个十足的令人艳羡的数字，和“穷”根本就挂不上边。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平时看到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繁荣，实际上是属于少数人的。

　　不久前，有学者分析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形”，也不呈“金字塔形”，而是呈“倒‘丁字形’结构”，即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形的一横，而丁字形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形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当前社会中的“紧张”，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这种社会结构中得到某种解释。北大教授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无疑是属于“直柱形群体”中的一员，从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的位置望上去，无法相信他们是真的“穷”。

　　二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北大知识群体中断了自“五四”以来形成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道义责任，本来应该作为社会良心的北大人消失了，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北大人主要是一些主张“XX学不讲良心”的专家。让公众感到哭笑不得的“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拥有第二套住房论”，“堵车是现代化的标志论”，感到怒不可遏的“特赦富人原罪论”，等都出自北大教授之口。

　　这样的事情出得多了以后，在社会公众眼里，“北大教授”就几乎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帮忙”和“帮闲”者的代名词，他们出来哭穷，公众就本能地就会产生抵触情绪。

　　北大教授哭穷以及由此引发的纷扰，说到底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罢了。但这一事件却表明：在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甚至对立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无法独善其身的。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选择的问题。而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全社会共同尊敬的社会，也只可能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