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来多见网上喧嚣，找了一篇旧作，算是一种态度吧。

　　他把这部书叫作《宽容》，他希望自己写的是一部“宽容史”，但在实际上，这部著作却成了一部关于人类不宽容的历史。这当然不止是作者个人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半个多世纪前，当荷兰出生的美国作家当荷兰出生的美国作家房龙（Hendrik van Loon）动手撰写这部通俗历史学作品的时候，很有些悲天悯人的冲动。他发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太多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其原因不过是一部分人要禁止另一部分人在头脑中有些不同的想法。如果人们多一点宽容，那些暴行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历史偏偏就是这样。于是，我们看到了：公元一世纪，怒不可遏的罗马平民们用暴虐的私刑大批杀戮基督徒；公元十三世纪，取得统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廷派十字军扫荡“异端”思想流行的普罗旺斯地区，把那里的男女老少绞死、烧死、斩首或是大卸八块；公元十六世纪，自称掌握了《圣经》真髓的再洗礼派教徒不堪迫害，在德国的蒙斯特城建立了自己的铁血统治，砍下了所有不愿接受再洗礼的人的头颅；几个月之后，主教大人的军队重新拿下蒙斯特城，又把再洗礼派的教徒全部都斩尽杀绝。同那类集体大屠杀相比，对个别人的迫害或许没有那么惨烈，但更叫人恶心。在中世纪宗教审判所阴暗的刑讯室里，无数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了一句嘴或是被认为有“邪恶”的想法，就被折磨得肢残骨断，而后在火刑柱上烧死了事。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的一个地方法院（而不是宗教法庭），还因为“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和“对渎神的书（一本《哲学辞典》）有赞许的表示”的罪名，而判处一个男孩子“用烧红的铁块撕下他的舌头，砍下他的右手，用温火慢慢烤死。”

　　房龙认为，导致不宽容的有三个原因，一是懒惰，二是无知，三是为了自私自利。懒惰者把传统的和即成的看作天经地义，见不得新思想和新事物，这是芸芸众生的不宽容；无知者自以为是，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成了宇宙间的绝对真理，这是伪社会精英的不宽容；自私自利者生怕异端们大兴起来，会抢了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荣耀，这是权势者的不宽容。当三种不宽容纠缠在一起－－它们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不宽容好象注定要成为人类的一种本性了。所以我们能够惊奇地看到，那些本来深受不宽容之害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多一点宽容。

　　在宗教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教教派，受尽了天主教会的迫害。但当新教领袖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起他的新教王国之后，他也为城市设治了本教派的宗教法庭，监视市民的私下言论，严厉惩戒那些被怀疑有异端倾向的人。对这种情况，房龙不无讽剌地指出：“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１５１７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徒，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如果有一个人甚至怀疑起基督教的基本理论来，那么两座地牢是同时向他开放的。西班牙人塞维图斯在精心研究过《圣经》之后，对天主教和新教都奉为圭臬的“三位一体”教义产生了疑问。他遭到了天主教世界的通缉，在逃亡途经瑞士的时候，又被日内瓦的新教政权逮捕。新教的宗教法庭审讯了两个多月，最后判处塞维图斯死刑，这同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的缺席判决是一致的。势不两立的天主教两大集团，在绝不宽容“异教徒”，也就是一切本宗派以外的分子这一点上，取得了完美的共识。

　　那么，人类还有可能得到更多一些宽容吗？房龙算不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他的回答还是肯定的。社会总是在进步，对不宽容的反抗，即使本身没有宽容的动机，却也能为人类带来多一点宽容。新教徒们在破坏了天主教牢狱的一角之后，本想为自己建立一处牢固的反对派禁地，但他们却缺乏进行迫害和镇压的经验。于是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造了反，旧秩序最后终于被冲击垮了。这大概正是我们一度常说的，是不破不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