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异性的脚，这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属于恋物癖一类，是一种变态心理。只是这种变态其实是很平常的，几乎不能称之为变态了。古今中外的诗歌里就有不少对于异性脚丫子的吟咏礼赞，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讴歌“走遍整个俄罗斯，也找不到这样一双小脚。”我们的陶渊明先生更肉麻，说是“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

　　这种恋足癖在我们历史上的近古时期，曾经发展到极端。宋元以来，男士们热爱的中心，由女性普通的素足转移到特殊的小脚，又由天然的小脚发展成人工制造的畸形，而女性要“为悦己者容”，只得拼命地裹缠，于是到了明清时期，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就都有了一对粽子般的三寸金莲。这东西我们现代人已经看不出好来，但当年确实不知令多少人为之倾倒，又不知令多少人为之自豪过。

　　缠足之风最炽的当属清代，所以在清代的小说戏曲中常有大量关于小脚的描写，更其甚者，就是有人还为小脚撰述过专著。前些天翻阅民国初年编辑的一部笔记丛书，见到有清代方绚著的“方氏五种”，包括《香莲品藻》、《贯月查》、《采莲船》等篇目，内容却都是与小脚有关的。其中的《香莲品藻》一部分是总论性质的，对于小脚的有些赞谀实在让人吃惊。譬如在小序里作者论道：“闲思莲足纤妍，花堪解语，更无凡卉得与追踪；至有历百折而不回，贯四时而不改，则惟寒梅、翠竹、苍松差堪接武。”在这位方先生看来，裹成锥子状的女人小脚，不但其艳丽程度超过了一切花朵，足供审美之享受，而且所表现的情操也不让号称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堪为道德之楷模。这样一篇宏论，好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恋物癖的范围，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拜脚狂了。

　　当代的宏观文化学讲究把衣食住行、习俗风尚等文化现象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研究，按照这个路子去想，对清代出现的小脚崇拜才能摸出一点头绪。原来，清代的小脚热竟然是同明朝遗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有关的。

　　清朝初年，满洲贵族靠着长刀利剑占据了中原地区，搞了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恐怖活动来震慑中原人民，同时又屡次严令中原人士剃发变衣冠，就是要求明朝的遗民们全都按满族的传统方式包装自己，以示臣服。这种政策显然带有民族压迫和侮辱的性质，所以遭到相当强烈的反抗，从黄河上下到大江南北，反剃头运动一度也曾风起云涌。清朝统治者的态度却很坚决，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个包装问题掉了脑袋。

　　但汉满装束的不同，不仅体现在男人的头上，也体现在女人的脚上，满族妇女以及满族化了的其他各族旗人女子是从来不裹脚的。所以在顺治和康熙初年，清廷也好几次明令禁止妇女缠足。如康熙三年的禁令中规定：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一律禁止缠足，违者将其父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同“留发不留头”相比，这个禁令显然不够严厉，执行了几年，效果不大，后来也就废除了。于是，明朝遗民们在男人的头上所失去的尊严，终于在女子的脚上部分地找了回来，清初流传的一句口号“男降女不降”就是反映的这件事。从那口号中我们不难听出，其中既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又包含着一点沾沾自喜。

　　在许多遗老遗少看来，三寸金莲是先朝遣留下来的国粹，体现着民族的尊严，自然是足弥珍贵。留仙老人据说颇有反清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我们能看到数不清的纤足弓履；雪芹先生是汉裔的旗人，在民族问题上处境有些尴尬，所以在偌大一部《红楼梦》里对脚的问题讳莫如深－－在清代，女人的小脚实在是一个严肃而又敏感的话题。明白了这一点，对《香莲品藻》中那些“冰雪不足以喻其洁，松竹不足以喻其节”式的品评，也就不会再觉得怪异了。

　　当然，一双小脚里不论能寄托多少故国之思，终归救了不国。后来推翻清朝统治的反而是主张天足的革命党人，这恐怕又是前明遗老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