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查与禁忌
一直到1999年年中，中国第二部带现场观众的情境喜剧才姗姗出台，就是英达导演的《中国餐馆》。从拍摄方式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是英达在《我爱我家》之后投入热情最多的一部戏。他自己表示：“如果从个人来讲，我其实最偏爱《中国餐馆》，因为它是我自己在国外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他的戏，多多少少都会有编造的成分，因为那是我不熟悉的生活，《中国餐馆》确实是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我想应该说这是我最遗憾的作品。”【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11月5日。】
之所以遗憾，是因为这部40集的喜剧基本上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凭良心讲我下的功夫比《我爱我家》大，可观众不买账。有的说是‘离生活太远’，有的说‘故事看不懂’。我反思了一下，主要是讲了点中国人在美国发生的故事，中间多了点洋文化，有些‘脱离’国情。”【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15日。】
这的确是该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餐馆》借鉴的美国蓝本是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欢乐酒吧》（Cheers）,讲述一群留洋的中国人在洛杉矶一间中国餐馆里发生的故事。几个人物设计得都还丰满有趣，故事也挺好玩，反映了80年代出国的一代人飘泊无根的生活苦恼，以及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困境。可是对于当时中国的喜剧观众来讲，这种大洋彼岸的生活和洋文中文相间的白口实在离自己太遥远了，而且还少了当初《北京人在纽约》的那种异国情调和紧张气氛，当然兴趣不大。
但这部戏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英达却只在私下里谈到过，那就是片子在审查时被删节太多，许多精彩的地方被砍掉了，以至于有些剧集简直无法连缀成篇。这一点有些观众也注意到了：这戏怎么那么短呀，有些集才十几分钟，全靠拍摄花絮填空？
中国的电视审查制度可以分为“电视节目”和“电视剧”两种体系。所谓“电视节目”一般指由电视台自己制作或委托制作的周期性内容，主要是非戏剧性节目，通常由电视台内部自审。主管部门在节目播出时监看或是听取受众意见，对于有“问题”的内容在事后提出批评、警告，甚至停止一个栏目的播出。例如湖南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有话好说》，因为话题或节目中的细节时常出位，被警告过多次，但后来还是由于涉及到老干部待遇、同性恋等敏感问题而最终被停牌。对于电视剧则采取事前审查，主管部门先看，也有整个枪毙的，但多数是提出删改意见。这种似乎更宽容的制度却使得审查更加严苛细密，制作方想不到的禁忌和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都可能被要求改动。
《中国餐馆》的遭遇有一些特殊的戏剧性。当这部戏初审的时候，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的整体感觉相当好，认为是一部建国以来非常出色的喜剧。但在准备开播的时候，出现了5月7日美军导弹轰炸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餐馆》里大量正面表现美国社会的内容和语言，例如涉及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的发达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非常敏感，可能会引起中国大众的不满。所以负责安排“630剧场”播出的亚环公司（而不是英氏公司）只能在播出前再进行一次大删节，几乎每一集戏都删掉了5分钟左右，而且一直拖到6月30日才开始播出。当然，同观众见面的《中国餐馆》已经面目全非。
《中国餐馆》的这种遭遇当然有其运气不好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中国情境喜剧尴尬境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的不利于喜剧成长的禁忌。
一位英国学者认为：“价值观、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是绝大部分喜剧的核心——这种冲突越被强化，就显得越可笑。”【（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华夏出版社2003，第53页。】对于情境喜剧来说，规律也是同样的。但在当代中国，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上述冲突的承受力都不高，特别是对于电视这种广泛传播的大众媒体中表现的这些冲突更难于接受。《我爱我家》播出不久，据说就有老干部上书批评，说是剧中的老傅贬低了老干部的形象。这不仅是因为老傅的语言滑稽，行为尴尬，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一整套传统价值观在喜剧的冲突中显然被置于遭嘲弄、受批判的地位，尽管是非常善意的。
我们的观众特别容易入戏，喜欢对号入座去硬充剧中的一个角色。这种入戏可以具体到那里说的就是我自己，也可以概括到说的是我们这一类。于是，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地域的、阶层的、职业的、社团的，甚至年龄的或性别的，所有的群体都觉得有义务捍卫自己的荣誉。大家可以通过喜剧消费他人的价值观、身份和生活方式被讽刺被调侃，但一触及到自己的东西，就会火冒三丈。有人发火（还是一群人）就会不安定，所以主管部门就特别小心，宁严勿宽。应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缓解，但对于喜剧创作来讲，环境还是太严峻了。这些年来相声、喜剧小品的迅速衰败都与这样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同样要靠讽刺制胜的情境喜剧自然也面临着一条荆棘之路。让人难于理解的是，在《我爱我家》之后，中国情境喜剧不论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方面还是在针砭时弊的尖锐性上，都大大地退步了，没有一部情境喜剧能够达到前者的层次。
喜剧的另一重潜在禁忌在于它对严肃甚至崇高的解构。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的笑，同样是针对崇高事物的，即指向权力和真理的交替，世界上不同秩序的交替。笑涉及了交替的双方，笑针对交替的过程，针对危机本身。在狂欢节的笑声里，有死亡和再生的结合。否定（讥笑）与肯定（欢呼之笑）的结合。这是深刻反映着世界观的笑，是无所不包的笑。两重性的狂欢节上的笑，就是如此” 【《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这笑声虽然可以让观众暂时忘却日常生活中烦恼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达到心境的松弛和自由，却也容易让人联想起对于庄严的亵渎。
中国最著名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光线”公司在2003年制作了自己第一部情境喜剧，也是中国第一部古装情境喜剧，最初取名叫《清明下河图》。选择古装题材，除了要用新形式吸引观众之外，大概也有避开当代纷繁禁忌的意思。但《清明下河图》这个剧名却明显带有对古典名画《清明上河图》滑稽模仿的味道，很有些大不敬。于是在正式播出的时候，剧名变成了《清明酒家》。这里面的曲折，只有光线公司的人自己知道。
至少现在，喜剧事业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英达在一篇声明式的文字中半是哀求半是争辩地说：“喜剧人文的。即便它没有深刻思索。它至少也是讨好人生的，不敢凌驾于谁人之上。但它不太容易被买账，相对人生悲剧素材，喜剧的素材是少的，而且是重复的。相对悲剧的震撼力，喜剧的力量是微弱的。喜剧是用短抚慰长的艺术，快乐就在今天，而用短暂的快乐组织人生，却不太符合我们的人生理想。因为它可能堆积不起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暂释胸怀。我们历来有辛苦到老年而养尊处优的传统，而没有童年快乐的奢侈。从市场人心说，喜剧的被需求，超过悲剧，人人渴求快乐，可生命本身的畏惧与恐慌，却喜欢在悲剧中发泄和在正剧中取得安全感。而喜剧相对悲剧，喜剧可以挑剔，悲剧只有眼泪同情。喜剧有一点错了，有人公骂，悲剧却让人们软弱，用手帕和愤怒遮盖着自己的眼睛，不肯或也不敢发出一声逆天理绝人伦的声音。所以说悲剧和正剧总是被容忍的，喜剧总是被挑剔的。悲剧正剧被认为是思索，而喜剧被认为是闲扯。正剧安排在黄金时期，喜剧只占休闲时光。”【英达《喜剧是善良的事业》，见马星海《喜从天降》，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页。】
有点牢骚，但这确实是中国情境喜剧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