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孩子”（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

在作者看来，诗歌是对世界的简化记忆。对此，我赞同。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更欣赏那些可以带来简单感动的诗歌，而不是用隐喻堆砌起来的文学化作品。诗是精炼的表达，该无需用太多的解释来诠释这样的表达。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苦难，并不必然造就伟大的思想与作品，如果没有清醒的坚持，如果没有独立的自我，如果没有突破被压制所扭曲的反抗。发自内心的表达，才是专制所忌惮而无法招安的，也是激进的革命所无法烧灼的。冷静而坚定的思想才会持久而具有力量。

“自然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

作家的作品，有其自身的局限，就如同许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来自于离他/她最近的生活。但随着笔端的涉远，他/她更多地需要借助来自于他人的生活体验与自我认识的融和。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的精神分裂是一种必然。没有分裂，他/她的作品就只能停在个人生活设定的窄小范围内。

“涛声”（关于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歌）：

诗歌对于语言的运用因极简的、隐喻的表达而有极高的要求，但也因为极简的、自我的语境而可以让每一位有情怀的人都成为诗人。作者把诗人比作可在任何树上栖息鸣叫的鸟儿，只要有树叶作他的听众。这让我想起纪录片《我的诗篇》里的那个农民工诗人群体，只要情感、思考在，任何土壤都能孕育出带着其血统的诗歌，哪怕那叶子只是他的内心。

“诗人与散文”（关于马琳娜·兹维塔耶娃的文字）：

文学的历史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过去而来的传承，而是在当下对未来历史的书写。因此，任何阻断历史延续的力量，才会被作者认为是对民族未来犯下的遗传罪。文字狱或焚书之举，表面上是一种文化清洁举措，实质上是切断了文学自然演化的进程，恶化了文学的历史生态。

“一首诗的脚注”（关于马琳娜·兹维塔耶娃的诗歌）：

作者用67页的篇幅来解释一首诗，让我充分相信自己当年勇敢地放弃北师大中文系的保送资格是多么地明智。对于简单的我而言，无论是诗歌、散文、回忆录还是小说，都难以用理论和隐喻的高度去理解，而更多地从感受的角度去体验和领悟。很遗憾，在这67页的诠释后，没能完整地将这首《新年贺信》呈现，这反而将原作的节奏和韵律在破解后未能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