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的三大偶像之一，也是文学偶像。另两位我的偶像，分别是美术偶像梵高，音乐偶像柴科夫斯基。

陆陆续续，收集沈先生的书籍；断断续续，阅读沈先生的文字。所谓偶像，未必是他的成就如何辉煌，而是他的文字可以没有距离地走进我的内心，契合我的审美。他文字所展现的那自然的宁静、人文的关怀、思想的深刻、人物的质朴，不在我的身边，却在我的头脑深处，无须接纳，已然存在。

这本《中国人的病》，不是沈先生的专著，而是后人挑选适当的文章，并作了裁剪之后，合成了现在这样一本书籍。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我的存在为的是返照人”，“精神的浸润将形成未来”和“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其中的每一篇文字，也根据全书和各个部分的题目重新取了新的题目，相较于沈先生原题目的精练，现在的题目更体现了编者的意图。

书中文章的跨度，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之至六十年代初。如编者刘红庆的题记名称所言，沈先生在这些文字中“检讨民族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他倡导知识分子要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并践行着，他希望同胞们不要盲目地“信”，而要自由地“思”。他对于民族发展的诸多焦虑，令他忍不住要以文字来呐喊，来解剖，以公之于众自己的觉悟来唤醒更多人的觉悟。可遗憾的是，经过近80年的“发展”，沈先生所忧虑的问题，依然还是我们民族之殇，仍然在磨损着、消耗着我们的精力、信仰与真善美，这样的失望难免让觉醒者会觉得走在绝望的路上。

但是，外表貌似孱弱的沈先生有着强大的内心，又失望而无绝望。尽管在环境的冲突下，他的内心也无比纠结和痛苦，甚至也会觉得无奈与无助，并伤心落泪；然而，在内心，他从未放弃对民族真正发展的希望，这也是他在失望中仍旧奋力用文字鼓与呼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他无奈地远离文学创作后潜心于历史研究的选择所在。因为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生活苦难，沈先生的文学始终都没有脱离实际的阳春白雪，始终关注着社会大众与平凡你我；而在如本书的这些杂文与散文中，也难见任何吟诵般的华丽词藻。对生命，他表达出无比的尊重与不浪费的态度；对自己及其文学创作，他单纯而透明地剖析，毫无保留；对民族发展，他足够觉醒与坦然，坚持内心的原则如一。这样的真善美，担得起一个大大的“赞”字。

在全书中，最让我动容的一篇，是“怎么说我老不进步，还不快乐工作”，原题《政治无所不在》，是先生写于1949年12月的文字。在这篇介乎于心得与思想剖析的文字中看得出来，先生对于新社会的语言和思想还在适应中，且自以为还是一种积极的适应，或者说，是在向着新的方向努力在适应着。但先生的适应速度，显然落后于新社会的要求，甚至于落后于子女那懵懂的热情，于是乎，来自社会、单位、子女的不理解，统统转化为压力与困扰，令先生无法在自己的节奏中想通后再自觉，无奈与委屈的情绪压抑在内心，痛苦见诸于文字的艰涩与小心。由此也不难理解，先生在文革浩劫中，为什么会选择与人无争的古代服饰研究。风不止，心仍要静呀。

最能够代表先生思想之觉悟的一篇，是全书的最后一篇，也是成文最晚的一篇，写于1961年8月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原题《抽象的抒情》。在这篇似乎没有发表过的文字中，沈先生借着对文学功用及创作方式的探讨，如原题目一般，隐讳地主张了自己对于思想与权力之关系的看法，表达了对政治意识统辖思想的担忧。先觉者，总是痛苦的吧，此后先生便决绝地告别了文学。而损失的，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