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令其作品迅速升温，也让中国小说成为一个热点。都说当今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讲不好故事，那么，如果有一部好的小说为基础，是否也便有了好电影的可能？多年前，尚在苦苦挣名的莫言、张艺谋、姜文和巩俐，联袂交出了电影《红高粱》，并在柏林电影节上勇擒金熊奖，不但打开了四位草根成为巨星的道路，也与《黄土地》一同开启了中国电影国际上拿大奖的历史，树立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标杆。
然而，当年的《红高粱》，一方面是墙外开花，也点燃了墙内文艺青年的热情；但另一方面，又一直担着“现家丑”的恶名，被批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而呈现国人的丑恶面。其实，丑一直在那里，何有故意现眼之说，而无法正视自身的历史与现在，又怎能真正成长与成熟。时间真的是如白驹过隙，20多年的时间仿佛一回首，《红高粱》中的四位草根都走上了高台，可文学与电影的环境却未见到有多少的改观，甚至是还有几分倒退，于是，也才有了关于电影《白鹿原》在创作之外的种种纠葛与争议。
就我自己而言，因为只看过话剧版的《白鹿原》，而没有读过陈忠实的原著，所以在内心，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对于改编是否成功的关注，更没有那种要捍卫什么原作忠实度的冲动。我一直都觉得，电影、话剧、乃至小说，都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即便是有改变的关联，但在创作的层面来说，也都是一次全新的呈现。因此，真的无须翻过头去对照什么“原作”，探讨什么改编的成与败，只关注于电影本身是否讲好了一个故事，才是在看电影，别的都是瞎扯。
至于现在的《白鹿原》是否栽在了电影审查的手上，我觉得可能要分三家来“打板子”。电影审查的诟病一目了然，更不要说《白鹿原》所承载的历史还有很多内容是无法直视的，此话无需多说；制片方与电影院线对时长的限制，完全是市场需要的出发，那是资本的话语权，支持艺术表达是锦上添花，抛开艺术呈现“需要”也算不得伤天害理。所以，最后还是要对可能在权与钱双重限制下感到“委屈”的导演说说话，争取自由的创作空间那是更高层面的诉求，但就一部影片来讲，导演的功力完全要看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否做出一盘“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自由的创作自然是爽的，最能体现导演思想与艺术表现的；但如果被限制了自由，也并非就只有窒息的死去或妥协的活着两种选择，仍然可以选择用智慧求生存善表达。尽管这样很累，也很难，但并非做不到，看看伊朗电影就明白这一点。
电影之外的话说得太多，还是因为现在对《白鹿原》的种种评说，大都就是电影之外的话，即便是那些貌似影评的论说，也有很多是在用一个电影之外的结论，说着对电影的看法。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电影的进步并无益处，而且与被普遍批评的电影审查其实也无区别，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从电影以外的因素来干扰着电影的观赏与发展。
回到《白鹿原》本身，我觉得无论是从讲故事的角度、摄影的角度、表演的角度还是配乐的角度，它都不失为一部制作认真、有相当水准的影片。那种将家族史与历史变迁相融合的叙事方式，是撑得起“史诗”之称谓的，这也不是商业大片般的自说自话。影片的摄影既大气，如麦浪滚滚与大场面的展现，又不失细腻，如人物的影像刻画与用光。至于赵季平的配乐，由于是那一方水土养成的音乐家，又有着多年来多部电影的磨砺，贴切而自然也是不用担心的。
不爱声响的王全安在《白鹿原》中用了一群好演员，几位主演都准确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片中唯一的女演员——王夫人张雨绮，也把一个在封建礼制下求生存女性的复杂一面较好地表现了出来。电影《白鹿原》所反映的历史，正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一段过程，军阀混战、环境复杂、新旧交织，革命以各种面孔与名义出现，每个人都面临着变迁的冲击，寻找着自己的立场与方向。变化为颠覆提供了多种可能，成王败寇再加上个人的恩怨，一幅历史的图画不再是我们被教育的平面，因细节与鲜活而立体许多。小人物利用着历史，历史也改变着每个人物的命运，而最深刻的感受，还是中国老百姓生存之苦。
虽然，电影删去了其他女性角色，但并未如某些评论所言，演变为什么《田小娥传》。片尾时祠堂的轰然倒塌，倒是引出了一个非人物的主角——封建体制在历经多种外部冲击后的必然消亡。影片删减的内幕，至今无真相，但压缩时长已是事实，其结果，便是大动作的剪接后，造成部分情节交待的突兀与跳跃。尽管，以日军空袭炸塌祠堂做结尾，也不失为一种特定条件下可接受的选择；但是，从预告片花来看，割舍了黑娃这一人物的结局，的确是牺牲了一个对革命与个人关系做最好诠释的机会，也令全片的悲剧色彩损失大半。或许，将来还有机会看到全片，那该是《白鹿原》小说原本想对现实所说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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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5 08: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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