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黑砖窑’事件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很大，不仅损害了山西的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必须从政治和大局的高度看待这一事件。”

张书记的话一点没错，因为其后果本来也是如此。但是，“黑砖窑”事件的认识高度置于国家形象或山西形象上就够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那些民工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又该是个什么高度？

所谓形象，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光鲜，如果没有内在的质量，充其量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那败絮之外的金玉，也不过是掩饰败絮的工具。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和光鲜吗？

什么大，都大不过一条鲜活的生命，哪怕这生命在地位上有多么得卑贱。在“黑砖窑”事件中，我们的认识如果不是基于人性的深度与生命的高度，那么，一切的处理与解决就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黑砖窑”事件的再度发生。

在官员的头脑中，有太多这样的形象与那样的形象需要维护，因为这些形象是使他们的官帽越戴越高的保证。所以说，当任何负面的事件发生，我们的官老爷首先想到的不是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或是管理缺位，而是形象的损害，换句话说是对乌纱帽的威胁。换个角度，那杜而难绝的形象工程也是这一官本位思维的另一种表现。

因为形象与官位的关系，在利益之外，那些黑心窑主与官员之间还有着某种维护地方经济形象的共谋与共荣。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黑窑主才会理直气壮地视窑工的生命为儿戏，肆意妄为，践踏生命。

我们习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如果认识不到生命的平等与高于一切，法律也将是苍白无力的。

任何形象都比不过生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