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静了几个月后，矿难又让人揪心地成为新闻的话题，同样回归的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苏丹红。

    如果单单以经济学的原理来看，矿主舍矿工安全保矿山利润，养殖户舍顾客安全保自身盈利，都不过是收益最大化原理驱动的结果，这似乎也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可理解的行为。不过，以经济利益追求之说作搪塞借口的人，又显然忽视了另一点，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任何自由竞争都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任何竞争都不该损害其他市场参与方的合法权益。经济学中还有一个“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讲的就是经济领域的和谐。

    所以说，经济领域也需要讲一讲经济伦理，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只是没有花时间去深入。

    说到经济伦理，就不可回避经营道德问题。无论在一个欠发达的纯朴社会，还是在一个急速变化中的发展社会，甚至是一个相当文明的发达社会，都无法预期经营问题可以在刚性的法制、明确的秩序与有限的监管面前得到全面解决。所以说，在无限的利益驱动面前，法制的规范与监管的威慑，孰轻孰重，不单单是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对比问题，还有一个惩罚概率对侥幸心理有多大威慑力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问题。

    如果我们在违规行为面前只有无奈，甚至是用自己的违规对付他人的违规；如果法制完善的结果是执法的不力，表面上的道德谴责背后是对违规行为的默许，那么，“苏丹红”只会越来越多。

    经济的道德依然要依存于社会的道德，如果反过来，恐怕只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扭曲了人性。在制度转轨的过程中，道德观的重建与法制意识的增强同样重要。这样的问题说起来枯燥，但我们谁又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中？目前，最迫切的是在在市场中和社会中形成正向的道德观、伦理观、行为观。

    所有向善的改变，可以在强制下突进，但真实的改变需要来自内心的点滴升华与互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