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Thomas Geoghegan是哈佛法学院训练出来的著名律师，2005年拿着马歇尔基金的钱到德国作研究。不用说，他属于美国精英中的精英了。看他的书就知道，他对欧洲的文学、历史、乃至古典音乐（具体到某一位指挥家），都相当熟悉，可谓学富五车。可惜，他象一般的美国人一样，外语训练很少，拿着如此有名的基金的钱专程到德国作研究，居然德语的日常会话和阅读都不过关，只能依赖会说英语的德国人来了解德国的情况。所以，当他到达法兰克福、上了高速列车后，面对满满一车厢德国人，自知无法和人家交流，就在一位二十上下的青年的身边找了个座位打起盹来。这个青年的穿着和同龄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读书。这是美国列车上难得的情景，除非你生活在波士顿这类“脑力中心”。等Thomas Geoghegan半个小时后打盹醒来，发现那位青年还在那里读书。他以为人家一定是在做功课，就好奇地偷看其本文，结果发现自己居然全能看懂。这不是因为他的德文一下子大为长进，而是人家读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吉本的英文原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在美国这个年龄的孩子中，恐怕常青藤的学生才会以这样的经典自娱吧。这大概是德国精英大学中的文科优等生了。Thomas Geoghegan见到了懂英文的德国人，抑制不住好奇，就和这位青年攀谈起来。结果发现，这位青年并非洪堡这类名校出身，而就读于低端的技术大学。而且他也并非文科学生，而是工程专业，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懂一点罗马帝国的历史，所以才专心致志地捧起这一名著来。

Thomas Geoghegan在震惊之余，告诉这位青年自己要写一本关于德国的书。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人就德国的政治和文学进行了详细的对话。那位青年还特别推荐Thomas Geoghegan去读海涅关于德国人的性格的论述。最后话题转到美国。Thomas Geoghegan发现这位青年从篮球到总统政治几乎无所不知。乃至他惶惑起来：如果在美国一个这样普通的大学，这样的青年怎么可能存在？

这一巧遇，对比再鲜明不过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大律师，拿着著名的基金经费来研究德国，碰到一位德国低端大学的普通本科生，两人不能用德语交流，反而要说英语。美国这位精英的精英，不用说读吉本这个档次的德文版的图书，就是一般的报纸阅读也很困难。德国这个学生，反而读起英文名著津津有味。这绝非一个巧合。根据统计，78%的德国人每天读28分钟的报纸。在这个近8200多万人口的国家，报纸订阅数到达2300万，3.5个人就有一人订报。相比之下，美国三亿人口，报纸订阅数仅仅3400万，快9个人才有一人订报。德国的报纸不仅厚，而且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显得非常严肃。美国的报纸，则充斥了彩图，似乎只能通过图像才能吸引人的阅读。互联网虽然同样对纸媒形成巨大的冲击，但在欧洲的“毁灭性”要比美国小得多。因为欧洲人习惯于严肃阅读，网上短促的信息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法国，书店里摆着的畅销书不是小说，而是散文（essais）。法国的学校从小就训练孩子如何写这种高雅的文体、如何发展出复杂的论式。在美国的学校呢？学生能识字就算谢天谢地了。来自硅谷的美国人到了巴黎，和法国的同事坐下后，吃惊地发现对方居然把铅笔盒拿出来！

对Thomas Geoghegan的震惊，我这个在美国教书多年的人深有体会。我所在的大学，大概就相当于德国这所技术大学的层次了。你要是指望普通学生能用任何一种外文阅读《罗马帝国的衰亡》，那简直是白日做梦了。能用英文（即自己的母语）读这种书自娱的也寥寥无几。大学居然不要求学生掌握任何一门外语。道理也很简单：许多学生连掌握英文都有困难，你再要求他们外语，他们就无法毕业，最后不得不转到不要求外语的大学去，你就没有生源了。即使是在精英大学，情况也相当糟糕。九十年代末期，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当过助教，责任是督导东亚研究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那年东亚研究有个新规矩，即每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必须有一页的原始文献翻译，可以是任何中文资料。我这个当助教的必须坚持其翻译是否准确无误。当时有位学生，在我负责的那一组里还算是相当聪明好学的。她在耶鲁已经修了三年中文。翻译的是《人民日报》上一篇普通的文章。等我一检查，整整一页纸的翻译，除了一句话外，全翻译错误，而且错得不靠谱儿。所以，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大律师不懂德文而去搞德国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早在2005年《华盛顿邮报》就报道，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31%具有熟练阅读复杂文字的能力，这个比例在1990年还是40%。所谓熟练阅读，指的其实是一些最基本的日常阅读，如根据文字的指令计算每磅食品的价格、比较两篇社论的立场等等。[1]根据2009年的一项统计研究，美国大约有40%的本科生、30%的大学新生，在选修有学分的课程之前都需要进特别的补习班，否则很难完成学业。2008年纽约城市大学系统的调查显示，200名受测的新生中，90%不能解简单的代数题。2004年美国教育部的报告则称，40%公立两年制大学（社区学院）的学生需要进补习班。[2]我所在的大学是四年制的私立大学，一年学费快三万美元了，按说品质不低。我曾在不同的班上给学生进行了几次地图测试。尽管美国打了两场伊战，能够准确地标出伊拉克在哪里的学生，大致只有五分之一左右。至于不知道哪里是地中海、印度洋，指不出中国、日本、法国的位置，把沙特阿拉伯误当意大利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你让这种学生讨论其他国家的政治，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从纸面上的数字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无疑是世界一流的，远非德国所能比。看看通行的世界大学排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在前二十所最好的大学中，美国的大学一度占了17所。德国的大学一所也没有。在25-34岁这个年龄段人口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美国在1991年是30%，仅次于芬兰了加拿大，到2002年涨到39%，但已经居于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之后，和芬兰、瑞典并列。这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忧虑。不过，德国的比例在1991年为21%，到2002年则为22%，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3]更不用说，由于欧洲的大学对本国国民近乎免费，一切由政府埋单，造成学生过多，大学的师资和设施都严重超载，质量下降。[4]2002年按美元购买力计算，美国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年均教育投入为18,570，高居世界第一，丹麦第二，为11,600，其他欧洲国家的投入都不过万，德国仅6,620美元，大约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5]如果仅从这些数据上看，美国人的教育素质要比德国高得多，大家根本不应该在一个量级上。怎么可能说美国人素质低呢？

和我同在萨福克大学教书的Mark Lehrer是研究德国大学的专家。他以亲身的研究和经验证实美国的大学远比德国的大学要优越。但是，他并不否认德国学生的素质普遍比较高。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沉吟一下解释说，当一个孩子高中毕业时教育水平比较高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总能找个地方看书。再差的大学也挡不住这样的学生自学。但是，如果高中毕业时读书还困难，上多好的大学也不行。他的直观性解释，被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统计数字所支持。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其15岁的孩子的学术表现几乎垫底。应该说，15岁时的教育程度基本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水平。就大多数人而言，如果15岁时还学不好，以后也很难有本质的改变。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围绕着智商特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上个世纪末的智商名著《钟曲线》用一系列测验和统计数据证明：17岁时的智商对人的一生有决定性意义。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对此有一番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这一结果不能证明智商决定论，最多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基本智力素质，到17岁时差不多定型了。在此以后再对之追加教育投资、试图改变他，似乎已经太晚了。但是，在此以前的教育投资则可能回报甚大。James J. Heckman特别强调14岁以前教育之重要，认为这个阶段是智商形成的关键时期。[6]

著名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显然也认同早期教育的决定性作用。麦肯锡在其发表的针对性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15岁孩子的文化素质在1983-1998年间能够达到芬兰或韩国的同龄人的水平，那么到2008年，也就是当这一代中最年轻的也大学毕业进入了工作岗位以后，美国的GDP就应该比实际水平高出1.3-2.3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GDP的9-16%。如果美国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在1998年赶上白人学生的教育水平，2008年的GDP则多出2到4个百分点，即3100-5250亿美元左右。如果1983-1998年间美国的贫困学生的教育程度赶上中产阶层，2008年的GDP则多出3到5个百分点。如果在同期内美国落后地区的孩子的教育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的GDP则会涨3到5个百分点。麦肯锡指出，如今大家估计美国目前的大衰退损失了一万亿美元。但是，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基础教育的破败所造成的损失则大得多。[7]

论者不断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过去是很硬的。美国在二十世纪崛起的一个要因，不仅在于率先普及了高中，而且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质量也领先于世。那么为什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的孩子素质越来越差呢？

这一复杂的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地回答。在此只能本着“看到什么讲什么”的原则，择其要而论之。

二十世纪发展心理学和早教理论的一大核心，就是“依恋理论”。这一理论的大意是，新生儿和儿童在早期的生活中，和父母或照顾自己的亲人之间的感情纽带，是其一生身心健康的基础。这种“依恋”关系不仅仅是感情问题，也不仅仅塑造着孩子的脾气、人格，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智商和身体。一系列研究表明，和父母的依恋纽带比较强的孩子，不仅更自信，而且更敢冒险，一生的学业、事业成就都大得多，幸福感更强。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对一些孤儿院的研究。虽然这些孤儿院的婴儿在生理上得到了充分的照顾：定时喂食，更换被褥衣服，房间整洁干净…… 但是，因为是流水线式的经营，毫不照顾孩子的婴儿的感情需要，这些婴儿大量死亡，活下来的也比较迟钝。

从“依恋理论”的角度看，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线？那不仅是丰衣足食，而且是父母充分满足其感情需要。这就要求父母心情舒畅，有大量时间和孩子互动，营造关爱的环境。而恰恰是在这方面，美国的父母面临着远比欧洲发达国家的父母们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战前，美国大致是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当贤妻良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妇女出来工作，当佣人、纺织工人等等，但基本都是婚前，一结婚就回到家庭，自然有大量时间和孩子呆在一起。二战后妇女临时出来工作，以填补男人上战场后在战时经济中留下的空缺，但二战一结束，妇女立即回归传统角色、充当家庭主妇。但是，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后局面大变，妇女越来越多地出来工作。这就改变了养育孩子的家庭环境。

美国劳工部的网站上在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录。1948年，16岁以上的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仅为32-33%左右，到1970年时这个比例超过43%，1980年超过51%，1990年超过57%，2000年达到60%上下。也就是说，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部分16岁以上的女性出来工作。这里还必须注意到，美国孩子一般18岁高中毕业，七十年代后女性上大学的比例甚高。如果把16岁以上的女性中在学的人除去，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就会高得多。另外，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最多维持在33-34%上下。那时二十几岁的女性如果不参加工作的话，到了八、九十年代就成了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一般更不会参加工作。也就是说，八、九十年代虽然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基本不超过60%，但我们要考虑到许多年轻的在上学，年纪大的大部分没有参加工作。生育高峰期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甚高。

这么多当妈的女性出来工作，自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自然影响到母子之间依恋纽带的发展。毕竟，孩子小时候更多还是和母亲呆在一起。另外，女权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事业格局。在此以前，女性出来工作的比例小，即使工作，也集中在几个有限的领域，如文秘，教育等等。由于其他领域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中小学成了女性人才的汇聚地。大量优秀女性宁愿拿着低工资教书育人。到了七十年代男女同校，女性向男性看齐。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女性事业上路，最优秀的往往成了律师、企业家、医生等等，中小学中老一代优异的女教师渐渐开始退休，人才匮乏就成了大问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2000年开始对其成员国15岁的孩子的数学、语文、科学能力进行测试，并且每三年进行一次。在2000年，也就是1985年出生的孩子中，美国学生的水平虽然偏低，但基本还处在中等水平上。当时500分是平均分，美国孩子阅读504，数学493，科学499。到2003、2006年则每况愈下。2009年美国已有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急起直追，状况稍有好好转，与阅读500分，数学487，科学502。但是，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依然下降。比如，2000年美国孩子在科学上以499 的成绩排在第15位，2009年分数虽然提高到502，但仅排第2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