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多发，不仅表明我国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而且表明我国一些地方在管理社会秩序有效性上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鹏、刘文国、王丽、周芙蓉、杨琳

发生于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相对于此前的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等，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都被视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我国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而且表明我国一些地方在管理社会秩序有效性上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持续月余的深入调查分析表明，瓮安事件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暴露出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素质、手段上的错位与脱节；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脱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瓮安及其他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趋势性、倾向性、规律性问题，需要高度警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消除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总的方向是要深入理解、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战略上，应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设，挖掘现有制度潜力，推动执政转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消除民怨产生的现实土壤；在战术上，则应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积极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真正做到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同时提高基层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