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泳

    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