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历史上曾是云南通向川黔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是“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昭通地势南高北低，市城区海拔1950米，境内群山起伏，最低海拔267米，最高海拔4040米，全市山地面积占72.2%。

2010年“昭通十大名片”评选活动结果分别是：罗炳辉、龙云、大山包国家公园、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溪洛渡电站、黄连河风景区、豆沙关·五尺道、扎西会议会址、昭通苹果、昭通天麻。2013年又新增千年牛街古镇名片，牛街地处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重点城市中心位置，商业繁荣一直有着“小香港”的美名。

昭通古称“朱提”、“乌蒙”，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便成为“南丝绸之路”之要冲，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项，省级11项，市级34项，县区级206项，馆藏文物1.75万件。国家级的有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省级的有野石山遗址、孟孝琚碑、罗炳辉故居、扎西会议旧址、水田寨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铁炉红军标语、鲁甸拖姑清真寺、观斗山石雕群、霍承嗣壁画墓等，足以彰显该地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悠久厚重。

1982年，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常颔将李冰开凿的焚道延伸至建宁（进曲靖），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

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今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运销，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前后达800余年。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经著名学者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唐宋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学术界认为其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清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朱提银铜的再度辉煌，儒学日渐复苏。

昭通文化遗存丰富，有新石器遗址20余处，著名的有鲁甸野石山遗址、马厂遗址和巧家小东门新石器遗址，时代在四千年左右。在对安阳殷王武丁妻子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检测说明，距今三千年前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来自今天云南的永善和巧家一带。战国至秦汉，许多墓葬出土的器物，有的具有滇文化因素，有的含巴蜀文化因素，有的近似邛都文化。昭通市北坡，镇雄县城北，现存东汉以来彝族乌蒙部、芒部部分遗址。盐津豆沙关、威信棺木岩、永善桥湾，遗留着众多悬棺墓。石板墓分布于巧家、绥江、盐津、大关、镇雄、彝良、威信，早至新石器时代，晚至明代。

继20世纪50年代初以汉砖、石室墓为主的考古发掘后，70年代以来，昭通先后发掘了大关县岔河崖墓群、昭阳区象鼻岭崖墓群，鲁甸县马厂新石器时代遗址，昭阳区洒渔营盘村战国西汉土坑墓群和小弯子崖墓群，水富县楼坝、箭刀湾崖墓群，以及张滩坝战国西汉土坑墓群，巧家县小东门新石器时代石棺墓群，鲁甸县野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威信县瓦石、旧洞悬棺葬，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

昭通青山育翠，黑土藏金，有资源“金三角”的美誉，矿产资源种类多、品位高，已知矿产资源33种，现已探明储量22种，煤、硫储量居全省首位。

昭通属亚热带、暖温带共存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四季比较明显。美国专家描述远古时代昭通坝子的景象：“气候温暖、空气湿润、茂密的森林覆盖。在昭通坝子上，生活着大象、鹿、老鼠以及各式各样的鸟类等生物，它们每天都会到湖边喝水。没有人类的侵袭，各种古生物以生态链的方式完美轮回。充足的食物和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各个等级的生物大量出现……”，迄今已发现的象类化石多达16种。

昭通著名人物繁多，有为解放云南做出贡献、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及卢汉、罗炳辉，爱国民主人士邹若衡，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姜亮夫，还有撑起了云南文学创作半壁江山的昭通市作家群，争得了昭通文学在全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为文学昭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