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劳模”时代
   （二）勤奋写作日夜忙

由于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在参加工作后也有几篇“豆腐块”上过《淄博日报》等。记得在周村二中创办“晨曦”文学社时，就和学生一块写文章，还曾经给两任校长写过发言稿。但是由于教学任务繁忙，总不能静下心来写点真正的文学作品。

退休了，自由了，就大着胆儿写起来。由于自己文化底子薄，加之没有教过语文课，所以一开始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干干巴巴，典型的“豆腐干”。还有什么遣词造句、语法知识、什么“的、地、得”的用法，可以说都是模棱两可。记得“记得”“记的”我分不开，是聂廷生老师告诉我“记得”是个词，我才“记得”了，不再用“记的”。

新世界以来，网络普及。我与时俱进，2008年开了“博客”，2013年有了“QQ”空间，2019年还开了公众号“老邵说说”，2020年又开了“齐昌美篇”。有了这些网络平台，我的写作就多了起来。在电脑上练笔，用不着笔墨纸张成本低，不用誊写省时间，可以修改提升快。几年时间就积累了数百篇文章，上百万字的作品。记得小时候学过李白的故事，“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道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十八大以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看到有些人自费出书，心里也有了出版一本自己专著的欲望。因为我曾在淄博八中同学路建华的《北京图书出版社·山东分社》做过编辑，了解到一些出版的程序；2014年我在黉门中学任教时，办公室里有打印机，所以我利用工作之便，开始编辑我的《与共和国一块成长》。

一方面，我把文字稿打印成册，让同办公室的淄博师专同学、全国优秀教师伊纪江给我审稿，一方面我让QQ好友聂廷生老师和德州的文友刘红英分担部分校稿任务，并写出序言；最后聘请孙方之老师写序言，所以我的《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有三篇序言。

在编辑过程中，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是篇目里有序号，就和语文课本那样编上序号，查找或阅读起来方便多了，这应该是我的一次“创新”，真希望书友们能发扬光大。二是一篇接一篇地连排，不浪费半页纸张。因为我收录了300篇文章，如果上一篇排了半页，下一篇另起一页，恐怕要增加100页，那就会增加印刷成本。

最终，我的第一本著作《与共和国一块成长》于2015年9月由北京图书出版社成功出版，印量500册。虽然出版费18000多元全部自己负担，但是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多年的写作有了归宿，自己的心血结了果。美中不足的是印刷质量不高，至少有几十本书出现空白页。

2013年，我们村整体搬迁后，对老村的思念就没有停止过。在我给淄博八中毕化先老师送《与共和国一块成长》的时候，毕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褀昌啊，咱们的庄已经没有了，你应该写一写咱们的村庄，把大史村的故事传下去。”听了毕老师的话，坚定了我为村里写一本书的决心。

在我们村老书记毕坤德和哥哥们的支持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登门入户采访，写一篇打印一篇，再拿回村找当事人审稿，几经修改后才能定稿，最终完成了近20万字的《山村的记忆》初稿。这次我还是请孙方之老师写序，又让毕坤德写了一篇序言，最后请我的老同事朱玉军老师校审，老同学路建华帮忙编辑。

这次印刷我通过网络找到团结出版社，于2018年1月成功印刷，印刷费14000多元，印量1000册。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我选择“胶装”而不是“钉装”，容易出现“脱页”现象。

《山村的记忆》与《我与共和国一块成长》不同，《我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是我的个人总结，放映我的人生轨迹和对社会的认识，是为个人树碑立传；《山村的记忆》是大史村的历史与人文，传承的是大史村的故事，是是大史村写“史记”，所以孙方之老师在序言里写道：《山村的记忆》其实就是一部“村志”。前置“概述”（引子），后设“大事记”，详载“姓氏家族”和“街巷地名”，凡是路桥山河，轶闻传说，民谚儿歌，游戏童谣，均条理清晰，详实以载，这些均为史志笔法，稍做加工，就是一部合格《村志》。这对于被消失了的大史家庄，和一千多口大史家庄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如果不是这个叫作邵祺昌的普通知识分子的文化道义和自觉担当，义无反顾地做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大史家庄的近千年历史文化，必将随着村庄的被消灭而消亡……

三年出了两本书，于是我就成了“作家”，写作的任务多了起来。首先是参加了《周村地名故事》的编写，随后又参加了《石庙村志》的编写，接着又编写了《玉兔公司志》。最初加入《玉兔公司志》编写组，我只是写作成员之一，后来不知啥原因，就剩我一人了。于是我天天去玉兔公司“上班”，风雨无阻，凭一人之力奋战8个月，完成了初稿。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全国上下都大张旗鼓地举办一些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王村镇的王洞村在4月份成功举办了知青回村活动后，发起人我的表哥王荣铭有了新想法。表哥见我给大史村写了一本书，也想让我给王洞村写一本书。这是件大好事，我不能拒绝，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光荣的任务。

此后我用了二年时间，乘坐130路公交车往返于周村与王洞之间。表哥领着我去村里采访，我回来写出稿件打印出来，交给表哥和当事人审稿，反反复复从2019年写到2021年，从建国70周年写到建党100周年，最终出版了近20万字《王洞纪实70年》，由村内爱心人士筹资，印量300册。

《王洞纪实70年》由我三姑家表哥王荣铭策划，由我执笔编写，最后由我二姑家孙女孙俊华审稿并写序，都是“亲戚窝子”的人。通俗的说法是“亲戚里道没有外人”，文化点的说法是“举贤不避亲”。孙俊华在序言里写道：发起并编著此书的王荣铭和邵祺昌老师都是我父亲的表弟。祺昌表叔原是周村二中的高中历史教师，退休后，竟无一日闲赋在家，东奔西走写文章、著村史、续族谱，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在与荣铭表叔互通往来中知悉其有意为王洞村赋书，便担承了这份重任……初心不忘，方能砥砺前行。所以，不管书的内容形式甚至质量如何，这部以荣铭表叔为发起人，祺昌表叔为主要创作者，更兼有诸位有志之士的共同支持和参与，展现了王洞村与共和国共同发展的七十年光辉岁月的纪实著作，将会以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为王洞村美好的明天开启崭新的一页。

    10年之间，我写了三本书，这不是小说，都是纪实性著作，其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写而是搜集资料，并且要反复核查求证，力求与实施相吻合。所以经常是写了改、改了写，今天补一点，明天加一点。不仅是文字需要推敲，而且事情需要掂量，那些该写，那些不能写，都要思量再三才落笔。既不能惹出事端来，又不能违心地去违背历史，因为自己写出来的文字要“文责自负”，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人民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