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秀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他瘦细的身材，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镜，显得两眼有些凹陷。皮肤微黑，穿一件黑色呢子外套，清秀得体。蒋老师待人温和，慢声细语，很受学生爱戴。

晚自习第二节，赵国栋老师给我们讲过《红岩》故事，蒋老师有时候也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把“特务”说成特（tuo）务，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深得蒋老师的喜欢。记得蒋老师调到寨里中学后，我还写信请教他有关“因式分解”的问题。大约在70年代初吧，我们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到寨里中学看望蒋老师，蒋老师告诉我们他大儿子“大牛”死了的时候，声音很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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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淄博八中40周年校庆时，遗憾的是蒋老师没有来，同学们非常想念他。1998年，淄博日报社搞“师恩难忘”征文活动，我就写了一篇《蒋老师你在哪里？》的征文，刊登在6月5日的《淄博日报》上，被很多同学看到，于是同学们纷纷提议一定要找到蒋老师。

我根据以前蒋老师给我回信的内容，知道蒋老师调回原籍茌平县韩集公社任教。就给茌平县教师进修学校、茌平县韩集中学写信，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我又给韩集公社蒋庄大队写信，终于得到蒋老师小儿子蒋广迎的回信，信里说蒋老师因病退休在家，不能外出。于是，我们决心到茌平看望蒋老师，11月8日，我和王方义、吕佩英（带着儿子当司机）、沈永学、曹培爱等5名同学驱车去蒋庄见到了30年未见的蒋老师。师生相见，感慨万分，蒋老师老泪横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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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茌平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师恩难忘永不忘》文章，部分内容刊登在1999年4月9日的《淄博日报》上，作为“师恩难忘”征文活动的系列材料之一。大概是下年的冬天，接到蒋广迎老弟的电话，说蒋老师去世了。但是当天出殡，我们赶不到，只得发个唁电以表我们的悼念之情。

毕化先老师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毕老师曾在校园东北角的场地上，为全校师生讲述原子弹的构造。自从淄博八中安了“电棍”之后，毕老师就负责全校班级的“电棍”维修工作。文革中，毕老师也被批斗，每逢“电棍”坏了，就派班里的红卫兵把毕老师“押”来给我们维修。文革后，毕老师很快就被任命为教导副主任、主任、副校长、校长、书记。1990年，毕老师调任淄博第二师范政教主任，1996年从二师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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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老师酷爱书法，退休之后喜欢写“地书”，他的地书故事曾经刊登在《夕阳红》报上。他还长期担任《夕阳红报》的顾问。记得我去毕老师家里给他送《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时候，毕老师和我聊起文革的事情，他和我说了一件很令人后怕的事情。毕老师说，有一次，一个会“造反”的学生，开完批斗会后押着毕老师向回走，冷不防这个“造反”同学拿红缨枪倏地一下朝着毕老师的脖子扎过去。毕老师试着脑后发凉，一歪头那红缨枪贴着毕老师的腮刺了过去，吓得毕老师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毕老师躲得快，很可能就没命了。

我的著作《山村的记忆》，就是那次和他一块吃饭时毕老师提议让我写的。所以我聘请毕老师担任《山村的记忆》的首席顾问，里面的许多故事都是他亲自给我讲述的，并请他为我题写书名。我的第一本著作《与共和国一块成长》由班主任赵老师题写书名。我只所以请老师为我题写书名，就是想借老师的大名为拙作增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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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蒋老师，您在哪里？

 蒋文秀老师，六十年代在淄博八中任教，是我的数学老师。蒋老师，高高的个儿，穿一身中山装，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颇有风度。

 蒋老师教我们代数，讲起课来极认真，总是循循善诱，唯恐我们听不懂。也不知道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蕴藏着多少数学奥妙，什么“鸡兔同笼”啦，“隔壁分银”啦，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因式分解的“十字相乘法”，蒋老师更是得心应手。我们知道蒋老师的学历非专非本，但凭着他那踏踏实实的态度和慈父般的爱心，赢得了我们全班同学的爱戴。由于我对数学情有独钟，深得蒋老师偏爱，他不仅时不时地表扬我，而且还送我一个“华罗庚”的雅号，使我“身价”倍增，当然也更激发了我学习数学的劲头。

 蒋老师从初一教到我们初二，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也记不清是什么“罪名”了，反正蒋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整年在南山上扛石头建分校。偶尔相遇，蒋老师黑干枯瘦，高度近视的眼睛凹陷得更深了。1968年我们糊里糊涂领了毕业证，就离开了学校，算起来至今整整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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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蒋老师调到淄川区寨里中学任教。那时我已当了民办教师，也是教初中数学。毕竟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且在农村干了十几年的活，那些X、Y早就顺着汗水流进了黄土地，教学中自然碰上不少的“拦路虎”。于是，我经常写信请教蒋老师，他总是每信必复，有问必答。得益于蒋老师的精心指导，我的教学功力大大提高，“十字相乘法”也成了我的拿手好戏。自80年代起，我多次被评为区优秀教师和模范班主任，1995年被授予“淄博市劳动模范”称号。

 记得是一个周日，我约了陈伟等几个同学，骑自行车从王村到寨里中学看望蒋老师。只见蒋老师还是穿着教我们时的那身中山装，背有点驼了，情绪低落。只记得蒋老师喃喃地说：“大牛也死了。”那悲切的声调至今仍在耳畔。大牛是蒋老师的儿子。蒋老师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我分明看到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蒋老师，不久，他就调回原籍茌平县任教，师生也就断了联系。

 1996年冬，原淄博八中四十年校庆，我们九级二班的同学竟有四十多个同学到会，见到了班主任及其他老师，唯独不见蒋老师，同学们都深感遗憾，并约定今年再次聚会时一定请到蒋老师。师生相约在九八，眼看约期临近，至今还没有和蒋老师联系上，写了几封信都无回音。蒋老师，您知道吗？我们九级二班的同学是多么想见到您！

 蒋老师，您在哪里？！

   （刊登于1998年6月5日《淄博日报》，入选田岚主编的《师恩难忘》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