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家

邵褀昌

（一）33口人，娘说是“一个包袱解的”

我们这个家，人丁兴旺，最多时可达33人。我曾经自豪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实这个家庭的兴旺，全凭父母一辈子的辛勤经营，按照娘的话说就是“一个包袱解的。”

娘说在她结婚以前，我们邵家是“三代单传”。老爷爷的身世我不知道，但是爷爷这一代没有兄弟姐妹，只有爷爷一人；虽然我没见过爷爷奶奶的面，但是我没有老姑，没有堂祖父。

父亲上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但不幸的是大伯和二伯都是少亡无嗣，在娘眼里父亲就是“独根苗”，也就是“单传”。

由于父亲是爷爷的晚生儿，加之几个姑姑都需要父亲照顾，所以父亲过早地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听父亲讲，他为了挣钱养家，曾经从博山煤井用木轮车推炭去济南售卖。晚上住宿的时候，就住在大车店的敞篷里，夜里下雪也不知道，等天亮了才发现被子上落了一层雪花。

我没见过奶奶，听哥哥们说，奶奶姓田，心存公正，说话耿直，是我们街上的“说事人”。乡亲们有兄弟不和妯娌不睦的，都去找我奶奶说道说道。这一传统被我父亲继承并广大，其它街上有闹纠纷的，也来找父亲主持公道。

奶奶吸烟，所以我的姑姑们都吸烟。冬天没事的时候，娘几个坐在炕头上，围着烟簸箩儿吸烟。因为小姑在青岛，我也没去过几次，所以不知道小姑是否吸烟，但是大姑、二姑、三姑家，我是年年去，她们都吸烟。感觉三姑似乎很少吸烟，大姑、二姑都是烟袋不离嘴。

我也没见过爷爷，娘说爷爷有了年纪，满头白发，雪白的胡子，很有气派。父母也是满头白发，看来我的白发是家族遗传。我的昵称是“太白金星”，就想着跑不动、不能干的时候，把头发、胡子留起来，享受飘然若仙的感觉。

父母同龄，都是1916年生人。他们17岁结婚，除了两个孩子夭折，还养育了我们兄妹七人。我排行老五，上有四个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

我的四个哥哥都是解放前生人，那时候讲究多子多福，只要家里有男丁，有耕牛，日子就不愁过，所以我四哥的乳名叫“四犋子”，意思是够“一犋牛”了，可以耕地了。可惜这个四哥短命早亡，现在的四哥是1949年生人。

在妹妹出嫁之前，大哥6口人，二哥5口人，三哥7口人，四哥、我和弟弟都是4口人，连同父母一共33口人。所以娘常常引以为豪，也就有了“一个包袱解的”那句话。

（二）父亲的“红”与“黑”

父亲虽然只上了两个冬天的私塾，但在那个时代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是乡亲们的主心骨。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王村地区以后，发现王村孤岫山一带盛产铝土后，就强迫中国人为其开采，父亲和村民马方仲等人都被抓去给日本鬼子做劳工。父亲看到日本鬼子不仅掠夺我们的矿产，还肆意打骂中国劳工，早就恨透了日本鬼子，在心底里埋下了民族的仇恨。

后来，父亲在八路军驻村干部孙“公安”（不知名）的帮助下，积极为八路军做事，而得罪了那些为日本鬼子干事的汉奸们。其中一个在临池火车站的汉奸，暗地里给鬼子通风报信，说我父亲是“八路羔子”，让鬼子要我父亲的性命。但是在临池车站还有一个干活的人，恰好是我小姑家的一个堂兄弟，得知这个汉奸要撺掇日本鬼子杀害我父亲的消息后，连夜从临池车站跑到大史村送信，才使父亲躲过了这一劫。这个汉奸和日本鬼子串通一气危害革命的事情，很快被八路军知道了，就决定除掉他。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个汉奸最终被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以汉奸罪处死，父亲的安全才算有了保证。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政府重建地方政权。1946年，当时的村长为了管理方便，就把大史家庄“划街而治”，以村中的南北大街为界，西街称“西史”，东街为“东史”。由村民投票选举，每街选出两个“保长”，父亲被东街的村民推选为副“保长”。这就是大史村碑上说的我们村曾经分为“西史”“东史”的由来。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了带枪的保长（解放后被政府收监改造），原来的村长不再办公。新任保长还是沿袭原来村长的管理模式，“西史”“东史”的四位正副“保长”继续为村民办事。

1946年至1948年济南解放，山东处于“拉锯”状态，国共两党交替在地方上执政。从1947年开始，八路军（解放军）驻村干部吕子明指导员在村里建立农救会，领导村民进行第一次土地改革，父亲又成了土改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农救会一起分土地、分浮财，划定成分。1948年，济南解放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土改期间，由农救会统一领导全村工作，不再分“西史”“东史”。

1947年下半年，吕子明指导员让我们村出伕支前，农救会商议决定让我父亲和邢淑珠带队。因为邢淑珠是民兵队长会打枪，父亲有文化而且凡事想得周到，一文一武相互照应。民夫是按地亩的多少抓阄，结果梁宗岭抓着阄了。但梁宗岭的父亲死得早，那年他才12岁，人小个子矮，过大沙河时，河水能漫过梁宗岭的头顶，父亲就把他背过河去；有敌机来轰炸的时候，父亲就用身子护着他。因为他是一个孩子，一旦有闪失，怎么向村里交代，怎么向家长交代？这次支前历时三个多月，邢淑珠负责持枪警戒，只要受不到敌人袭击，民夫们保证出不了危险就行。其余啥事都是我父亲操心，包括和部队领导联系，走哪条路，在哪里住宿，垒灶做饭、抬伤员、送弹药，都是他去操办。三个多月的支前工作，解放了十三个县，一直到了黄河边，解放军领导才让我村的支前队回村休整，支前任务由当地的农救会负责接替。

在解放济南那年（1948）春天的一个夜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二哥说，门敲得那个急啊，起慢了就会被敲烂门的感觉。父亲急忙穿好衣服出去了一下，回来和娘说了一声他要去济南，然后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父亲去济南干啥了？谁也不知道。母亲守着三个儿子，只能在家里等。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真叫人揪心啊！

直到两天一夜后，父亲安全地回来了，母亲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父亲是给一个解放军宣传干事送文件箱去了。一路上，他和那个宣传干事倒替着挑着文件箱子，一直快到济南了，那干事就让父亲回来了。不久，就传来了济南解放的消息。

原来自1946年开始，驻村八路军干部“孙公安”看到父亲正直，干事果断，在群众中有威望，就培养他为我党做事，这个宣传干事就是孙公安介绍来的。

1948年春，山东地区获得了最后解放，父亲和村干部们热火朝天地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使村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建国后，父亲又带头成立互助组、初级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父亲又先后任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多年。

 但是在解放后，原来的村长和其他三位“保长”几乎没再当村干部，所以一辈子平安无事。而我父亲从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长一直干到大队长。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成了“四不清干部”“伪保长”和“历史反革命”，享受“四类分子”的待遇。实事求是的说比“四类分子”待遇还“高”，因为四类分子是“死靶子”，解放后早就被斗得“体无完肤”了，而我父亲是“活靶子”“新靶子”，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一下子就成了“伪保长”和“历史反革命”，所以大会批小会斗，“坐飞机”“站高凳”，还和淄博市原市委书记刘干同台受批判。十年之间受尽了折磨，日渐苍老。

粉碎“四人帮”后，政府为父亲平反昭雪，所有“黑材料”全部销毁。60多岁的父亲再次担任生产队长。卸任后，又被抽调到王村公社水利专业队，为王村公社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1982年分田到户后回村耕种责任田，1989年秋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