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费孝通在追忆他们温馨的恋爱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散步。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据了解，费孝通、王同惠在热恋期间合作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两书译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融会，共同署名发表，简直堪称二人爱情的结晶。富有语言天才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课，同时也机智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也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这当然正符合费孝通的心愿。有这样坚实的学业和爱情基础，他们以后共赴大瑶山瑶族社会考察，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而王同惠也因此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

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的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他们晓行夜伏，一路涉过“极老的水道”，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便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他们幸福、激动，怀着探索的欲望相携而行。谁能料到，他们前面不但遮掩着瑶民的笑脸和瑶寨的美丽神秘，还隐蔽着悬崖、陷阱、激流、深渊等危险。这一去，他们的脚步伴着收获的巨大惊喜和生离死别的极度伤悲：无畏果敢的王同惠不幸遇难了！

美满的婚姻难得一遇，而转瞬间爱妻香消玉殒，撒手而去。同时身受重伤的费孝通悲恸欲绝，请人精心设计了亡妻同惠之墓，并亲笔写下一篇平实而奇特的碑文以纪念爱妻：“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摘自北大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