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栏目化是在纪录片与电视结合的情况下产生的。栏目化是纪录片与电视联姻后的主要生存方式。由于电视的强势与纪录片的弱势，纪录片在与电视结合后就要遵循电视的运行规律，顺应电视发展趋势。而栏目化是电视的大势所趋，因此栏目化是纪录片在电视中的必行之道。

1993年3月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开办和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开播，标志着我国纪录片栏目化的开始。

这两个栏目推出后，由于其平民化的视角和纪录生活原生态的纪实风格，均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视效果。《纪录片编辑室》创下了36％的史无前例的高收视率，比一些热播的电视剧的收视率都要高。《生活空间》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词更是很快飞入寻常百姓家，被众多的电视观众所接受。于是全国电视台也纷纷效仿，推出纪录片栏目，一时间纪录片栏目在全国遍地开花。

可以说栏目化的运作给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它以其固定时间连续播出的优势，将纪录片这一陌生的概念推广到普通人家，使纪录片引起普遍关注，并培养了一批纪录片观众。这对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甚至独立纪录片的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虽然纪录片的栏目化促进了纪录片的发展，但栏目化同时也限制甚至阻碍了纪录片进一步的发展。

在纪录片创作领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优秀的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像“宋继昌拍摄《摩梭人》时，曾在当地与摩梭人共同生活了整整3个月；陈晓卿拍《龙脊》时，更是在山里一蹲大半年；王海兵拍《山里的日子》九进大巴山，拍摄时间一年半；康健宁和高国栋的《沙与海》，拍摄时间长达三年”。国外的一些纪录片拍摄时间甚至长达十几年、几十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拍摄周期，因此单个节目的深度不够是栏目纪录片最大的缺憾。并且这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迫使纪录片不得不放弃一些个性的、艺术的东西。

栏目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商品化。要搞栏目，就是要把纪录片，或者是纪录片的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在把商品卖给观众，卖给广告商。因此，栏目化运作，和真正的纪录片的意义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栏目化运作最重要的就是收视和投资，只有取得了收视和投资后，栏目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对栏目纪录片的一线工作者来说，追求艺术，只不过是一个挺奢侈的话题。

还有就是体制的限制。纪录片在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再现真实，给观众提供一个了解真实过去的渠道。但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国家的宣传机构，有很多必须遵守的原则，栏目纪录片播出之后必须考虑到播出的效果和影响。如果纪录片的内容不符合相关的政策，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播出。因此，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者在题材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是否能通过播出审查。否则，即使拍了也不让播出。这就限制了一批优秀题材的使用，打击了一些纪录片创作者的热情，使得一些优秀的纪录片无法与大众见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纪录片栏目开始萎缩。1993年开播的《纪录片编辑室》，到1995年、1996年出现严重生存危机，收视率从很高（20℅甚至30℅）下降到6℅、7℅。《生活空间》也被迫做出了很大调整。央视2000年开办的《纪录片》栏目（现已改名为《见证》），在更名前的收视率更是只有0.2℅或0.3℅。一些曾风光无限的纪录片栏目从观众的视线中消失，幸存的栏目也大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栏目纪录片开始进入了沉寂阶段。

但这并不等于说纪录片没有了市场，或者是纪录片的栏目化走到了尽头。纪录片的永恒魅力在于其关注人类情感以及这种情感下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明，它审视人类自身生活状况和周围环境的真实却独特的视角，带给人们深刻的审美体验与视听感受。栏目化则是纪录片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生存策略——电视对电影的挤压促使纪录片从纪录电影金蝉脱壳，以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形式在电视中抢得一席之地。纪录片离不了电视，电视离不了栏目。虽然纪录片栏目化存在着问题，但纪录片要生存发展，依然要进行栏目化运作。

作为纪录片主要经营机构的电视传媒，只要找准适合的纪录片栏目经营内容与对象定位，摸索出适合电视媒介自身发展规律的一整套运作体系，就能使纪录片生产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空间，以促进纪录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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