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读《无字》 

张洁文本所提供的破碎的女性经验、被放大的宗教化的母性经验、紧张的性爱经验，是一百年来在被动现代化的处境里中国式女性现代经验的呈现。对这类文本的定位和评价尺度，我们是借用外来理论？或是已有文艺理论尺度？还是直面我们自身的真实为经验命名？

已有的文艺理论容易从“概念”出发，按照惯例的思维方式评估发生在文本中的经验，由于惯例的思维方式中早已排除个人化的女性的经验，观察角度本身就是话语权的表现。以王蒙对张洁的批评为例，他认为张洁是可以和应该更为宽容大度地再现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不错，这样的观点不仅有道理也有说服力，人人都可以因此看到张洁作品症结所在：张洁是一个斤斤计较，不能原谅生活和他人的人，张洁的作品因此反映了个人恩怨甚至发泄了个人恩怨……这当然减弱了张洁作品的动人魅力。这样的观点的先见是：文学应该而且必然是博爱的，原谅他人因此使作家显得博大作品体现更大气候。道理好像说得过去。问题是你凭什么让作家原谅行为暴力、语言暴力、思维方式专制的暴力？一个揭露式的写作文本，其写作过程要克服的重重困难也许包括不能原谅，人类并不是可以原谅一切恶的，纵恶并非就是博爱，连上帝也做不到真正原谅撒旦———如果她需要选择批判才能呈现经验的话———或者在这样的角度，我们不得不说，有些理论立点本身就值得怀疑，虽然它看起来公正，自圆其说且能说服别人。所不能忽视的是，它从来不关心：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如此表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表达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呈现出的刺激性的生活与人性经验，为什么会刺激一些人？进一步的追问是，有些男作家写出对文本中女性人物施暴的作品，却为什么没有被发问说，作家应该有起码的和平？其实也许实质只是：女性写作应该是博爱的，如同女性做人，温柔婉约。这样的批评出发点，自张洁《方舟》出，就一直是一些批评家用来言说张洁文本的法宝。张洁给人的作家形象，几乎是这样造出来的。总能在各种场合听到关于张洁为人的议论，这议论又是与她的为文联系在一起，甚至大于她的为文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张洁的作家形象就是由一些批评话语妖魔化了的。妖魔化张洁，就可以进而妖魔化其他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相反的方式就是美女化另一些更为年轻还没有文坛世故的女作家。将女作家两极化，这不过是我们已有文艺理论千百年不变的“女性尺度”，也是我们男权文化惯用的性别管理策略。虽然现在它换了一个说法，说的是作家应该如何，其实仍然是女人应当如何，女作家应当如何，而不如何就是“不够”博爱，也不够美丽。

这样说并不是为张洁文本的问题辩护，也不是认为王蒙要故意弱化张洁《无字》的影响，而是指出传统批评尺度的可疑。它的对于男女写作男女作家的双重标准，时时暗伤着我们阅读的真实感受。在揭露这个动荡不安世纪带给女人和女孩的灾难与耻辱方面，没有哪部书可以与张洁的《无字》相比，“那个赤身裸体，裆里悬着一根说红不红、说紫不紫的鸡巴，随着他的拳打脚踢荡来荡去的瘪三男人，重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在我们阅读的痛楚中，男权暴力和无耻是如此点点滴滴灼下难以忘记的压抑。然而，一切都是男人造成的么？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张洁在《无字》的开篇写道，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女作家吴为，为了写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她不仅疯了，在《无字》的结尾，她还死了。张洁写道：当她还算年轻的那一年，为胡秉宸离婚案接受法院调解，事情结束之后，出得门来，发现下起了大雨。她躲在一栋大楼的廊子下，对着雨幕发呆，搞不清自己是躲雨还是不想挪动。一支日本歌曲穿过雨幕断续飘来：我死了，不会有人为我流泪，只有屋后树上的蝉儿，为我失声悲鸣……

真是要为吴为失声悲鸣了。一场长达三十年断续连绵的爱，结束在毫无诗情画意的离婚案里，一同结束的，是吴为一生的求索，就在那一刻，吴为死了。死了求索的吴为，最后的努力是疯，没有了一个具体的爱人，她所经历的时代风云际会，她们母女三代所遭遇的人生苦难和所付出的奋斗，一并失却了意义，她没法向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交代，没有了爱的对象，“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的至爱情怀，就只能是一部《无字》，正如它的结尾句子所概括：对这个世界，还有比这种仇恨更深的仇恨吗？因为这仇恨，是爱而不得的绝望与愤怒。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可说是《无字》对于一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女性人生的经典描述。吴为的母亲叶莲子一生所期待、守望的，就是那个婚姻中的具体的男人，那个叫顾秋水的男人，除了在结婚一二年中给过叶莲子一些共处人生的经验之外，给予她们母女的只有抛弃和虐待。然而叶莲子一生都生活在这个男人的影子里，至死也没忘记他。吴为以为自己早已吸取了母亲的教训，却一生在精神上期待、守望着一个叫要胡秉宸的男人，为了强调这份期待和守望的价值，吴为把胡秉宸想像为“他们这个阶级里的精品”，为了这个精华人物，吴为不断用爱情、思想及创作来为自己增值，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爱情并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惜这个精华人物也只是要品尝品尝不同女人而已，他之爱吴为，只因她与他以往交合的女人品味不同罢了！

对于一个自视灵魂与众不同的女人，这样的落差只能令她且疯且死。由此我们读到《无字》的激动、愤怒，就顺理成章。然而，一切都要胡秉宸来负责么？

《无字》给我们的警醒也在于此：守望，等待，把自己的人生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现实的或是理想中的，最终都可能从树枝落下，一生无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一个女人一定要守望，等待，由此导致的失望和绝望，难道不是自食其果么？———现在我们回到《无字》，那些被诅咒的男人在做些什么？他们历练人生，赌博历史，把玩女人，他们的乐趣吴为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由于愤怒，由于期待，吴为生活在彻底的主观世界里，能够体验什么？

《无字》也许是一部审看男权的书，但是，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部女性自审的书。吴为没有走出对于男人期待和守望的思维误区，当对于男人的幻想破灭，思想也就凋谢，思索跟随终结，正是这把将女性系于男性的思维枷锁，使得一部《无字》沉重压抑，没法迈向心灵超越。换一个角度，一个女人不坐在窗前守望，而是考虑飞出去猎取一些什么，她将体验许多爱情，许多人生，她也许是平和的，当她审看男人和自己，还可以换几个角度，真正的解放来自心灵自我解放。

然而，这样的阅读还是不够的，如果仅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面来考察，事情的确变得简单，却也简化到我们经验所不能接受的程度。一个世纪的深重代价，真的只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对立么？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果然不两立，仅凭传统观念就可以念念一生而吃尽苦头？顾秋水竭尽全力要摆脱叶莲子母女，却与侍女阿苏生死相依，这里面仅一个男人喜新厌旧的理由肯定说不过去。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都经历了太多动荡不安。外来文明的介入，已剥夺了中国男人能够做稳定家国主人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重新打天下或追随打天下的其他男人，他们暂时已不是女人的主子了，他们在为自己的身份奋斗。《无字》记录了中国男人的这一特别奋斗过程。在此过程，胡秉宸虽然有战友一般的妻子，却期待着“理想”的爱人。吴为的文雅气质在适当的时候吸引了他。胡秉宸顾盼两头，始终不渝的是为自己的身份奋斗不息———刀枪的战争年代需要战友的妻子，文明之争的文化时代需要作家的爱人。然而正是在作家吴为这里，他发现了自己主人身份的难以确定。（是吴为将他所写的自己的革命的奋斗历史扔进了垃圾箱。）所以，如果认为是男权令胡秉宸，或说男权令《无字》中的男人薄情寡义，无论如何是有些过高估计了中国男权的实力。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男权是强调男人对于女人的占用，以及男人所持有各种各样特权，在《无字》中所写的，恰恰相反，是男人们权限的殇失和对于女人孩子的不负责任———由于无权而压根不能担当责任！造成叶莲子母女悲欢离合的罪孽并不是顾秋水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事实上顾秋水更像一个可怜的女人，为了他的主人他奉献了一生而最终担当不了妻子女儿的点滴责任。甚至于自己也需要别的女人供养。大男子主义在《无字》中并没有早年曹禺《雷雨》和《原野》中所表现的那样，充满力量、专断而无情。倒是所有男人在《无字》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不负责任、疲软、苟且和无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女性经验表达，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认知并阐述。

或者农业文明所建立的男权———准确地说是父权（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即是这样的代表。他对妻子和儿子实行双重专断。），在本世纪随着它的农业文明方式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所呈现的无奈、尴尬、和无耻，才是《无字》最有意味的地方。而其中女性主人公所体验的现实人生中男人的缺席和精神生活中对于男人的依赖，则更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女性经验世界里的分裂式痛楚。

真正是“无字”可说，现实人生中男人的缺席，注定了女人性爱的空缺，女人和男人交流的虚无，也注定了女性写作中爱情的虚张声势，却真实地记录了女人承担生活重量、操持具体人生的全部动人细节，母女相依相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缺失的母性情怀，此为《无字》之美丽，天然的残局之美。也是我们要突破无字境遇的地方。

传记因素在《无字》这本书中，可说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首先，立传，为叶家女人立传，是女作家吴为写《无字》这部长篇的全部动因所在，她全力以赴要做的，就是要用文字完成对于叶家三代女人命运的记录，因不甘心于命运的摆布，希望通过传记写作控诉压迫和改变命运，她的努力令她卓越而疯狂。其次，吴为与胡秉宸爱情与仇恨的纠缠所在，也是围绕传记写作来展开的，吴为要为叶家三代写传，胡秉宸要为自己的革命历史写传，这两个人互相渴望之际，都是出于对于对方文化气质的向往，结婚之后，吸引他们的东西成为了具体的写作行为、也成为了他们的较量之所，他们之间非但不再有爱情，而且充满着写作传记的冲突——各自对于对方的传记心怀仇恨，以至互相否定，终于，最终的冲突表现为吴为将胡秉宸写的传记扔入了垃圾桶，而自己因无法完成传记写作疯狂。在《无字》这部小说中，传记与身份确认息息相关，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却无法通过对方确认自己的身份，需要写作的传记既与对方息息相关又与对方恍若隔世，在这里，为了独立身份的获取，双方不仅付出情感代价，也付出了无法完成传记的代价。这部小说也许提示了，作为传记最重要因素的身份，当它遭遇质疑，当它没有确认自己的参照，它真的写不下去。或者说，它从更远的方向提示，如果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要写自己的独立传记，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这个工作非常艰巨，传记的过程可能证明它的艰难险阻。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转型时期，男人对于主人身份的丧失，女人对于奴隶身份的摆脱，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过程，外来文明的界入使男人身份变得无比暧昧，而女人在无物之阵中的挣扎，也使获取身份分外复杂。《无字》正是用无以文字表达的表达式，说明了传记写作对于真实身份的需求。

从不同角度进入“传记”式的《无字》，才可发现这是我们破碎时代破碎的传记。